第一章 生态之思绎
乾知坤作：遥望生态社会的人文时空
《周易·系辞上》首章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孔颖达疏解为：“‘乾知大始’者，以乾是太阳之气，万物皆始于气，故云知其大始也。‘坤作成物’者，坤是地阴之形，坤能造作以成物也。”“乾知坤作”是人类最早的宇宙创生文化，也是中国先贤创立生态人文时空的初始觉悟。时至当下，“乾知坤作”在生态文化范畴最为直观的诠释就是生态自我范式的确立，这是一种适然主义的人生观，它既强调生物圈之间的内嵌性，承认自然万物都有自身的存在价值，都是自然界不可缺失的一分子，同时又尊重界限和承认差异。这种关系性自我概念构建了一种新型、和谐而合理的人文时空，其间人的生存范式是适然性的——人活在上帝与牛顿之间。
一、“乾知坤作”之文化渊源
从中国文化渊源上分殊，《周易》由三部分组成：一为“八卦”，即由伏羲发明的没有文字的卦画；二为古经，即以周文王的卦辞和周公的爻辞为主的由六十四卦爻辞组成的《易经》，大抵流行于3000年前的西周初年；三为“十翼”，即《易传》，包括孔子及其弟子撰写的《十翼》，即彖传、象传、文言、系辞传、说卦传、序卦传和杂卦传等十篇，作为注解“古经”的作品，大致成书于2300年前的战国时期。
《周易》古经六十四卦以乾卦为首卦，表明天地初开，万物始生，又以未济卦为末卦，表明一事物的终末又是另一事物的开始，周而复始，周行不止，故名《周易》。“周易”一词导明了事物演化的总规律，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古老的创生哲学思想。《周易·系辞传》是“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的说明。文辞古雅，言中有秘，秘中有诀，非刻意追求，矢志参悟而不可得。有易学者认为，《周易》上升为系统完整的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系辞传》的出现。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系辞传》使得《周易》上升为理论，成为中国哲学的主要源头之一。
《周易·系辞上》首章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东晋玄学家韩康伯注解为：“天地之道，不为而善始，不劳而善成，故曰易简”。唐朝经学家孔颖达疏解为：“‘乾知大始’者，以乾是太阳之气，万物皆始在于气，故云知其大始也。‘坤作成物’者，坤是地阴之形，坤能造作以成物也。初始无形，未有营作，故但云‘知’也。已成之物，事可营为，故云‘作’也。‘乾以易知’者，‘易’谓‘易略’，无所造为，以此为知，故曰‘乾以易知’也。‘坤以简能’者，‘简’谓‘简省凝静’，不须繁劳，以此为能，故曰‘坤以简能’也。若于物艰难，则不可以知，故以易而得知也。若于事繁劳，则不可能也，必简省而后可能也。”通俗的理解是说：乾为天，代表时间，故知天地之大始；坤为地代表空间，故成自然万物之衍化。乾为天昭然运行于上而昼夜攸分，是容易让人了解的，坤为地浑然化为万物，是以简易为其功能的。容易则易于知解，简易则容易遵从。容易使人了解则有人亲附，容易遵从，则行之有功。有人亲附则可以长久，有能成功则可以创造伟大的事业。可以长久的，是贤人的德泽；可以成为伟大的，是贤人的事业。《易经》的道理如此简易，却能揭示自然万物生成和衍化的规律，则能与天地同参，成就不朽的名位。
《周易·系辞上》第六章进而曰：“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大致是说：易道是广大的，以论说其远，则无所止息；说到其近处，则静笃而又端正地放置眼前；以谈论于天地之间，就具有一切万事万物的道理了。乾道纯阳刚健，当它静而不变之时，则专一而无他，当它动而变化之时，则直遂而不挠，所以广大的宇宙持此产生；坤道柔顺敦厚，当它静而不变之时，则收敛深藏，当它动而变化的时候，则广种普施，所以自然万物皆由是产生。易之道理广大无边，配合天地；变化通达，配合四时；阴阳之理，配合日月，易简的至善，配最高的德性。
《周易·系辞下》第一章曰：“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然示人简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功业见乎变，圣人之情见乎辞。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大致是说，乾道造化自然，昭示众人非常简易的道理；坤道开物成务，昭示众人非常简单的方法。圣人便是敩法乾坤简易的理则而制作卦爻的。卦象的设立，亦是敩法乾坤简易的形迹而设立的。卦爻卦象先有变化于内，遂依象释理，吉凶之真象就表现于外了。进而裁制机宜，使功业的成就表现于聪智的变化。圣人崇德广业、仁民爱物的言行，在卦辞爻辞中记载得很清楚。天地之大德，在于使万物生生不息，圣人之大宝，在于有崇高地位。如何守着职位呢？那就要靠仁爱的道德了。如何招致人群呢？那就要靠财物。调理财务，端正言行，禁止老百姓为非作歹，就是道义所应做的。
《周易·系辞下》第六章曰：“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称名也，杂而不越。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大体意思是：乾为阳，坤为阴，阴阳的德性，相与配合，阳刚阴柔，刚柔有一定的体制，以体察天地间一切的撰作营为，以通达造化神明自然的德性。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名义，虽繁杂但不超越事理。考察它创作的事类，大概是衰乱的时代所创的意象吧。《易经》是彰明以往的事迹，以体察未来事态的演变，而使细微的理则显著，以阐发宇宙的奥秘。
周敦颐在《通书》中，对“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的诠释为：天的大智慧乃创生衍化自然万物之道，人们要自觉秉承乾道所揭示的“天行健”妙谛，以弘扬自强不息的精神；地的大作为乃涵养毓长自然万物之德，人们要主动效法坤德所内含的“地势坤”真义，以崇尚厚德载物的品行。在周敦颐的易学视域中，“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同属乾坤阴阳的两个方面，一曰太极天道，一曰人极人德，并无二义。其基本范畴是“阴阳”，核心观念是“生生”，即无穷尽的生命创造与衍生。朱熹也认为，“乾阳”在生命生成中的功能是“乾知大始”。“乾”乃纯阳，它以刚健主。“知”犹主也，主导着一切生命的开始。“坤阴”在生命生成中的功能是“坤作成物”。“坤”乃纯阴，它以柔顺孕育和构成生命形体。乾坤两卦组合生成六十四卦，阴阳交互感应生成生命。中国哲学中，“万物常常在生命意义上使用”，从而构成中国哲学特有的生态人文时空。
综上所述，可以理解为：《周易》提出的“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哲学命题，是一种宇宙创生文化，也是中国先贤创立生态人文时空的初始觉悟。
二、《周易》古经之生态品性
《周易》古经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一部珍贵文化典籍，在中国文化史上长期被崇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是一部阐发天人合一思想、展示中华先民智慧之著，也是一部归纳中国古代“生态德性文化”和揭示“生态人文时空”的发轫之作，它对于在人类文明轴心时代中国“诸子百家”文化的空前繁荣起到了导向性的重大历史作用。
（一）“尚其德”天人观
《周易》古经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生态人文时空命题——“既雨既处，尚德载”。该下雨的时候就下雨，该停雨的时候就停雨，这是因为人们崇尚厚德载物而使天地万物和谐的缘故。“尚德载”是我国西周初期先贤提出的生态人文时空思想——将风调雨顺的自然现象与人类的高尚道德联系在一起。“尚德载”的生态道德观的文化背景，是我国古代农业文明时期的“天人合一”思想，它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以文字记载的具有完整意义的生态人文时空——不仅将人放置于宇宙时空中进行考量，而且阐明人德与天道之间的关系。
夏朝时期，“夏历”（俗称农历）问世，这是先人用天气、气象、气候指导农事的初期天文学。西周初期，“天人合一”自然观才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周易》第一次较完整地阐述了生态人文时空的概念。如《周易》古经《乾》卦九二爻辞提出“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又如九五爻辞提出“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十分明显地表述了生态人文时空概念。类此文句不胜枚举，可以说整部《周易》古经六十四卦全部与生态人文时空思想相关。《周易》古经认为，人们只有自觉“重德”、主动“敬天”，才能得到“天”的佑护。《周易·大有》上九爻提出“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周易》自觉地把人的命运与如何对待上天结合起来，认为只有从上天得到了佑护，出现“既雨既处”的风调雨顺天气，生产、生活才会吉祥而无所不利，把人的言行举止放置于宇宙文化背景中考量，从而广为推行人的尚德行为。
（二）“合其德”君子观
《周易》古经“乾”卦九五爻辞提出：“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易传·乾文言》解释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第一次明确揭示了“天”与“人”之间存在“合其德”的关系：与天地同德，厚德载物；与日月同辉，普照一切；与四时同律，井然有序；与鬼神同心，毫无偏私。只有具备这四种德行的人，才是真正的“大人”（君子、贤士、大丈夫）。“天人合德”四种关系，完整构建了生态人文时空的思想框架。
儒家文化继承与弘扬易学“合其德”思想，将“德”作为衡量“君子”的最高标准，而“诚”乃“德”在日常行为中的具体要求。孟子认为“天之道”与“人之道”是有诚相通、相互感动的，主张“乐天”“畏天”。他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离娄上》）孟子进而把“德”通过“天人合德”的逻辑关系从个人品格修养拓展到治国理念与实践上来，以此来规范君子（大人、大丈夫）价值观和行为标准。孟子提出“大人者……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孟子·离娄上》），主张“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强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孟子站在生态人文时空的层面上提出“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孟子·梁惠王下》）的以德治国主张，认为“仁则荣，不仁则辱”“以德行仁者王……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体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济世情怀和构建生态人文时空的自觉性。
（三）“新其德”创生论
《周易·大畜彖》提出：“日新其德。”“日新”指天天更新。儒家经典《大学》也提出，“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称“日新”是天地变化的大德。张载《正蒙·大易》提出：“富有者，大无外也；日新者，久无穷也。”认为宇宙变化更新是无穷的。王夫之进一步提出：“天地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今日之风雷非昨日之风雷，是以知今日之日月非昨日之日月也。”（王夫之《思问录·外篇》）世界万事万物都在发生新旧之间的推移。同一个日月，今日之明已非昨日之明；同一个风雷，前声并不是后声；今天的水并不是昨天的水。旧质在消逝，新质在产生，这是包含一切事物在内的不可改变的规律。“阴阳一太极之实体。唯其富有充满于虚空，故变化日新……阴阳之消长隐见不可测，而天地、人物屈伸往来之故尽如此。”（《周易外传·系辞下传》）王夫之认为，天地的本性固然不改，但天地的变化却是日新的、从不停止的。所以，他提倡“推故而别致其新”（《周易外传·系辞下传》），即人们应遵循生态人文时空的创生规律，通过扬弃旧的来创造新的，使事物注入新的、更强大的生命力。
（四）“盛其德”良知论
《易传·系辞上》曰：“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宇宙最基本的法则，就是时空的变化而促使自然万物生生不息，这里的“盛”是指广泛、丰富、兴旺。“盛其德”就是遵循自然规律，使“生生之德”广泛普及，不断衍生，永续昌盛。《易传·系辞下》继而提出“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学说，意指苍天之“盛德”在于通过日月交替、阴阳平衡、春秋易节、五行生克等规律，促进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不断涌现、生存和衍生出来，又一代一代前赴后继、生生不已、绵延千秋。王阳明将宇宙的“盛德”称为“天地良知”，将人们对“盛德”践行的过程称之为“致良知”。他认为“天地间活泼泼地，无非此理，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王阳明《传习录下》）在王阳明看来，天地与良知实质上为一体的存在。“天地良知”的大作为是让自然万物活生生地呈现和流行不息地衍生。这才称得上“日新”，即自然更新，才是“易”的真谛。王阳明的“天地良知”观，使生态人文时空有了伦理学的品性。
（五）“孚其德”实践论
《周易·未济》卦六五爻辞说：“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这里的“有孚”在马王堆帛书《周易》古经那里作“有复”，乃“返回本来德性”“实践诺言”“践行诚信”之义。“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论语·学而》）朱熹注释：“复，践言也。”人们只有重德讲诚信，上天才会佑护。在“孚其德”的实践中，《周易》古经把节约作为爱护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系统的重要内容。《周易·大有》卦九四爻辞讲：“匪其彭，无咎。”程颐注释：“彭，盛貌。”（《伊川易传》）“彭”指人们日常饮食、穿着、居住太奢侈，也指当政者大兴土木建造宫殿。不奢侈就不会有过失，反之就难免有咎。王夫之认为，天道与人德显现于现实世界，抽象的“道”与“德”都不脱离天地的具体实有而存在。他指出：“王道始于耕桑，君子慎于袺襘。”（王夫之《周易外传》卷一）人类社会理想的“王道”要有利于民众的生产生活，当官人要遵循天道人德而严于律己、克己奉公，只有如此，“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才具有现实意义。王夫之将统治者的政治“王道”放置于生态背景中度衡，扩充了生态人文时空中的政治学内涵。
三、生态社会之人文时空
空间和时间的依存关系表达了事物的生存纬度和演化向度，生存纬度和演化向度的纵横交错与协同促进维系着相对稳定的生态秩序。“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揭示了中华民族古老的生态人文时空。在这一人文时空里，“时间”表达的是自然万物的生灭排列，其内涵是一个无限永续的演化向度，外延是一切事物过程长短和发生顺序的度量；“空间”表达的是自然万物的生灭范围，其内涵是无界永在的生存纬度，外延是一切事物占位大小和相对位置的度量。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和古代中国），唯有中华文明延续至今，质言之，是中华民族的生态文化即生态人文时空延续至今。要使中华民族永续屹立于世界东方，中国人就需要一如既往地持守和维护好华夏生态人文时空，并责无旁贷地率先引导世界走向人类最高级的社会形态——生态社会。
构建生态社会人文时空，是一项全球化、长期性的系统工程，在人文层面上首要的是确立构成生态社会人文时空的三个观念。
（一）生境涵养系统观
太阳系是宇宙中的一个生态系统，地球是太阳系的一个子生态系统。在地球这个生物圈中存在有机生物和无机生物，有机生物系统由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系统共同构成，而作为“万物灵长”的人类活动则是这个系统中最理性也是最能破坏系统平衡的因素。人类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顾事物发展规律，对生态环境采取了过多的人为干预，从而打破了系统的动态均衡，形成了人与自然的矛盾。
随着商品经济和现代科技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物质的占有欲越来越强烈，占有的手段越来越强暴。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中，人类往往以眼前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对自然界的物质、能量、信息等进行全方位地强取豪夺，严重污染了大气、水源、土壤，极大伤害了动物、植物、微生物，从而导致生态系统紊乱，全球气候变暖，雾霾、酸雨、沙尘暴、飓风等极端天气以及洪灾、旱灾、海啸、地震等自然灾害频发并形成恶性循环，自然界生物深受其害，全球生物种类剧减。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2016年发布的《全球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表明，全球近2.5万种生物已经或濒临灭绝，其数据触目惊心。与此同时，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也日益恶化，在一些城市，“蓝天白云”被视为自然奢侈品，“十面霾伏”已成天气常态。
据有关媒体报道，2016年北京空气质量达标天数为198天，发生重污染天数为39天，其中1天为臭氧重污染，其余38天全部为PM2.5重污染。在38个PM2.5重污染天中，有5级重度污染天29天，6级严重污染天9天。2016年PM2.5年均浓度为73微克/米3，超过国家标准（35微克/米3）109%。（新京报2017-01-04）2016中国城市雾霾污染排行榜单，其PM2.5年均值指数（微克/米3）高于80的城市有28个。（网易新闻2017-01-06）随着雾霾问题日渐受到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在雾霾天出门时佩戴防霾口罩，防护口罩的需求量不断增大。2013—2016年的3年间，全品类口罩年销量从12亿只剧增至18亿只，而主要增长源是民用防霾口罩市场的旺盛需求。（瞭望东方周刊2017-01-19）
人类要改变生态险象，摆脱日益逼近的灭顶之灾，首先要确立生境涵养的系统观，大力倡导敬畏自然、尊重生境、珍惜生命和维护生态时空的主流意识，学会用谦卑的态度与自然和谐相处，彻底扭转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坚决抵制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战略、生产行为和生活方式。
从系统观看问题，“蝴蝶效应”是客观存在的，因为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的，细小的变化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引发大问题，人类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将损坏生物的生存时空，而任何生物的绝灭都将破坏自然生态。人类在自身的演化过程中想要避免文明衰亡的命运，最起码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地球为人类文明演化提供基本的生态时空条件；二是人类要永续地合理利用这个基本的生态时空条件——降低对自然掠夺的强度与速度，充分保证自然界的自我修复和再生等内在机制正常运行的条件，变掠夺型发展为可持续发展，变对抗性矛盾为和合共进关系，从而维护生境系统的相对稳定和永续涵养，实现生态时空的与时优化和人类与生物的协同演化。
（二）社会演进协同观
生态社会是人类与生物协同演化的、时空秩序相对稳定的社会，它不是古代那种以生存为目的的人类保守主义的线性发展的社会模式，更不是现代这种以谋取即时暴利为目的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平面发展的社会模式，而是一个以人与自然有序演进、和合共生为终极旨归的人类协同主义的立体方程式的社会模式，在这个未来的生态社会里，宇宙时空是合一的，人类将以复归平常人的生活方式，以平常心对待事物，将以持守生境涵养的底线与自然进行平等的物质、文化交流。生态社会主要的文化特质是：人们以文化自觉、机制自律取代以往的暴力征服，社会形态向世界生态联盟式的大同社会过度，人与自然生物和合共处、协同演进。
实现生态社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乃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当代人皆有构建生境涵养机制的时代责任，为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协同演进提供健康的人文时空。
自然生态的健康机制，是一种以宇宙系统论即机制化动态均衡的宇宙发展观为思想基础的，促进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生物“协同演化”和合共进的机制。生态系统的机制化动态均衡与和合发展规律，是宇宙发展与自然生物演化的根本规律。它包括宇宙自然生态、人类社会生态、人与自身精神生态的和谐发展规律。生态和谐是事物发展的常态，矛盾对抗是非常态，是生态系统动态均衡机制遭受破坏的结果。健康的生态人文时空要求人们承认矛盾的存在，正确的做法不是回避矛盾，而是通过疏导的方式、机制化的程序、和平的方法完善地处理矛盾，避免矛盾的激化与放大，使其处于和谐的发展状态。生态社会要求人们把人与宇宙关系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系统，追求与时俱进、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发展形态。社会和自然发展要按照社会和自然生态的发展规律，维护生物圈的平衡，以保证自然和人类协同演化。在这样的生态人文时空中，宇宙将有可能在动态协调的过程中得到永续演进，系统机制化的动态均衡演进将成为宇宙自然生命、事物矛盾运动的共相和本质。
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人的心灵生态“三大危机”，是危及全球的最大的祸患，也是造成自然灾害、国际争端、社会骚乱的祸根，即战争、恐袭、纵火、抢劫、斗殴等一切不安全、不安定境况的根源。究其实质，“三大危机”是文化信仰系统、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动态均衡机制缺失所导致的一种生态险象。也就是说，生态均衡机制缺失是当下人心极端浮躁、对抗性社会矛盾剧烈以及自然灾害频发等生态险象的根源。要从根本上消解“三大危机”，消除“生态险象”，人类唯有确立以生态和谐文化为普世价值追求的社会主流意识，保护好人与自然万物共同的生存时空，别无他路。
首先，打造以生态和谐文化理念为主导的核心价值观体系。过去，我们仅仅强调和谐社会、以人为本、依法治国等价值观，却忽略了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人的心灵生态“三态和谐”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现在，重构核心价值观已刻不容缓，生态和谐文化价值观，应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乃至未来的核心价值观。
其次，以生态和谐文化理念为指导，构建开放型、包容性、多元化的生态和谐文化发展机制系统。建设和谐的生态文化，首先要有成熟的民族文化和家族文化。民族文化是家族文化的向导，家族文化是民族文化的基础。先进的家国文化是民族文化成熟的标志，和谐的生态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最高变现形态。构建健全的生态文化机制，要以健全生态文化发展内生动力机制为方针，以理顺自然生态伦理、社会经济发展和民生幸福三者关系为抓手，以实现人与自然和合发展、永续演进为终极目标。
（三）生态自我人生观
自我生存范式始终是哲学的最基本问题之一，即便是在生态人文时空中，自我生存范式也仍然是生态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因为它本质上不仅是如何看待自我的问题，更关涉自我与他者，即自我与社会、自我与自然的关系。现代社会所建构的自我人生观是绝对理性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因而是排他的，是一种在主宰意识驱动下极度自私自利的人生观。这种异化了的自我是一种“二元性”自我，它带有极端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的色彩。一方面，它将自我追求的原本可以“兼济天下”的名望、权力、财富等现世功利，当作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从而无法摆脱物对自我的奴役；另一方面，它将自我之外的一切存在只当作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而剥夺了被工具化了的他者的自主性。这种二元自我与世界（自然、社会、他人）的交流就是利用他者来满足自己早已算计好的私利。在二元自我者那里，他者是陌生的、冰冷的、无语的，只被作为利用价值进行考量的，而无须被关怀和尊重。二元自我观是引发人类中心主义的主要根源之一，它消除了人对自然的敬畏之感和爱护之心，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他人的严重疏离以至紧张对立。
正是基于以现代性价值观为核心的二元自我观所存在的致命不足与缺陷，生态主义者倡导一种普遍关系性的自我——生态自我。生态自我观认为：人类是生物圈的组成部分，与诸生物有着物质、信息和精神的普遍联系。生态自我在本质上是普遍联系和相互依存的，人与他者的关系是非二元化的，自然界不仅仅是一个生物赖以生存的“食物链”，还是一个信息交流交换的“人文时空”，也即人类与周围生物界是相互联系的，这种相互联系不仅仅是物质联系，还有人文时空范畴里的认同、欣赏、关爱和维护等精神联系。
生态主义者标举一种新型的人生范式，探寻一种更好的“认识自然的密码”，提出“大我”或‘生态自我的概念’。生态自我是关系性自我的一个类型，它淡化了人类与自然万物的界线，调适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将自我与他者置于同一生态人文时空中。当然，生态自我并非否认自我与他者之间还存在差异和张力，它反对的是人与自然的截然分离、断裂与对抗，主张生物在生态人文时空中生存权利的平等性，并提出自我与自然“协同化”的生态社会的实现路径。
生态自我范式的人生观是一种适然主义人生观，适然主义既非利己主义也非利他主义，而是打破了利己-利他的伪二分的模式。以适然人生为范式的生态自我是非极端功利主义和非强烈工具主义的自我范式，在这一自我范式中，手段与目的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制约的，他者不是人类追求功利的目标，也不是从属自我目标的工具，自我应将他者的目的视为自己目标的一部分。生态自我人生观既强调生物圈之间的内嵌性，承认自然万物都是有自身的存在价值的，都是自然界不可缺失的一分子，同时又尊重界限和承认差异。这种关系性自我概念构思了一种新型、和谐而合理的人文时空，其间人的生存范式是适然性的——人活在上帝与牛顿之间。
《周易·系辞上》中孚卦九二爻描绘了生态人文时空中的美妙乐章：“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一只鹤在树下阴凉的地方鸣叫，它的好伙伴声声应和：我有好酒，想与你共同受用。这是一幅生态和谐的美景画，大树为鸣鹤提供安然栖居的处所，大自然为这对声声相应的鸣鹤提供了“好爵”……此等和谐悠闲的自然景象真令人羡慕、向往与陶醉啊。王弼《周易注》云：“立诚笃至，虽在闇昧，物亦应焉，故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也。不私权利，唯德是与，诚之至也，故曰我有好爵，与物散之。”鹤鸣相互而应，犹如人与人之间互通款曲，这是相互存信于心、以诚相待的象征，同时以鹤之“其子和之”喻人的诚信相通。诚如钟嵘《诗品》所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由于“物之感人”，所以使作者“摇荡性情”，而后“行诸”“咏”，即为诗。这就是《中孚·九二》爻辞所蕴含的思想内容，实际上是作者借鸣鹤抒发自己构思的生态社会之理想。《周易·卦爻辞》解六五提出：“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君子胸怀大度，一派仁人志士的气魄，即便对小人也能用诚信之心去化解矛盾，这就是儒家“以德报怨”思想的源头，就是生态自我的人格之境——物与民胞的德性。《周易》古经还主张走共同富裕、协同演进之路，以实现和谐的生态社会理想。《小畜》九五爻辞说：“九五：有孚挛如，富比其邻。”这里的“挛”，即心连心、手牵手的仁爱协同之义。
当今世界生态失衡，全球危机四伏，一些有识之士将目光投向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的源头，旨在厘清现代化困境下的文化经纬方向，摆脱极端功利主义和强烈工具主义所造成的精神迷惑，寻求和维护新型生态社会的人文时空。中国古代文明智慧的奇葩——《周易》古经所阐发的“乾知坤作”创生精神和演进机制，将为世人构建和维护生态人文时空提供深厚的思想资源。
一个说明：
平日里，常有同学、同事和朋友聊及我在《回乡之路——寻皈审美生存的家园意境》后记里与他们的约定：
莫问“同予者何人”——当生态还原自然，当绿色成为时尚，当人性复归和美，那时候，你和我一同漫步在老庄生态美学思想朗照下的从返璞归真到诗意栖居的回乡之路上。
期待着……
庄子曰：“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我许下此“期待”之后，转眼间便过去了8年。我也该将这些年对生态文化的所思所言、所发表的文章编个集子，以飨“同予者”可好？
于是，我在今年春节时便有了出本生态文化范畴的文集之想法，初选了60余篇论文，向几位学友征求意见，最终选中了30篇论文。并且，还选了我的博导余潇枫先生的《适然世界：道家人格的和美之境》，我的学生与禾的《无为自适：阮孚隐居明招山的文化因缘》《四时顺应：生态养生学说的时向场域图式》这3篇文章，这样一来文集有33篇论文了（有学友调侃说：前有导师引路，后有学生跟进，文化气场好昌盛啊）。暑期一到，我便着手整理文本，对部分文章做了些许的修正。并请余老师和与禾兄对文集初稿指正润色，而后申报并列入“浙江大学生态文化”研究课题。原本想写个《自序》，囿于时限（正忙于领衔编撰《中华人文素养教育通用教材》），无暇自言自语了。再者，有大学者余潇枫先生和生态学专家严力蛟先生为本书作序，足矣。
《乾知坤作：遥望生态社会的人文时空》通过追溯生态文化渊源，探索《周易》古经生态德性元素，构思生态社会人文时空，以遥望未来生态社会人与自然和合共生、协同演进的适然世界气象。这样一篇文章，基本上可以表达《阡陌之思》的内在思想。故谨以此文作为本文集的“自序”。
李德臻
丁酉年初秋于浙江大学生态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