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语误研究的意义和分析方法
一、语误研究的意义
根据近些年来社会各领域语言运用的状况以及语误研究的现状，我们感到，进一步大力加强语误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这主要表现在：
1．有助于全面、准确地了解和评估社会各领域实际语言应用中所存在的问题的状况。
中国语文杂志社编辑、语文出版社出版的《词语评改千例》一书中收有李芳杰先生一篇短文，题目叫《两家报纸的语病》，其中讲的是：作者曾在1986年9月2日的《中国青年报》（武汉版）上发现语病18例，在1986年8月31日的《北京晚报》上发现语病10例。结合实例略加分析之后，作者指出：“《中国青年报》《北京晚报》语言文字关还算把得比较好的，尚且有这么多语病，其他报刊也就可想而知了。假定全国（不计算台湾）有各类报刊5千种，往少的说，每种每天（期）出现10个语病，一天或一段时间就有5万个语病污染语言交际领域，这是一个多么令人震惊的数字！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作者、编者、读者，特别是语文工作者严重注意了。”
上面提到的是几十年前的一个随机性的抽样统计、估计。这些年来语言交际领域中表现出的各种问题依然相当严重，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自媒体的发展，使问题更加多样化、复杂化。对此，我们还缺乏系统全面的调查、分析。如果有更多的人进行这方面的系统的研究，应该可以得到更确切、更有说服力的数据和评估。
2．增强社会各界的“问题意识”，使各方对解决存在的问题给予充分的重视，从而服务于当代汉语的健康发展。
以往社会语言运用中的语误问题没有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充分关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的研究工作做得还不够好，还没有把各种问题充分揭示出来。只有对问题有充分的研究，我们才能提出有理有据的意见、建议，才能真正使有关问题引起各个方面的重视，进一步促进社会用语规范化工作。
李宇明先生在《中国语言生活的时代特征》（《中国语文》2012年4期）一文中指出：准确把握、深入认识语言国情，处理好语言关系，管理好语言生活，有效提升公民语言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语言产业对社会经济的推动作用，履行好国际语言义务等等，是国家语言规划的重要任务，也有许多崭新的学术课题。我们认为，准确把握语言国情自然也包含研究汉民族共同语在各领域的应用中存在哪些问题，什么问题是带有普遍性的。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对于有效提升公民语言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都是必不可少的。
3．为改进各类学校语言教学，切实提高学生正确运用语言的能力服务，为各类学校语言教育的改革提供事实及理论上的根据。
著名语言学家陆俭明先生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中写道：从近十年来的情况看广大国民，包括在校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其语文水平与语文修养普遍存在着下滑的趋势。
现阶段的大中小学学生的语言运用中都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问题相当严重。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现行的语言教学、语文教学（包括教学大纲、教材、教师、教学方法等方面）中，哪些东西对学生语言能力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哪些东西无助于甚至不利于学生语言能力的提高？对于这样一些问题，我们还缺乏非常清楚的认识。那么，就需要对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从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系统研究实际存在的问题，就能为改进各类学校语言教学，乃至为各类学校语言教育的改革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4．为建立具有独立成熟的理论、方法的语误学奠定基础，为根据语误研究语言基本规律、研究语言与思维关系等开辟新途径。
经典的、主流的语法学理论通常都是以正常的、典范的语料为研究对象概括语法规律的。这样的总结、概括对于建立一种语言的语法学体系当然是重要的、必不可少的，然而它也常常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如某些规则的表述显得粗疏、缺乏针对性，不能避免不合格的句子的生成。对语误现象的研究，即对非正常的、非典范的、有问题的句子的研究，往往可以使我们对语言的结构规律获得新的认识，得出新的更有指导作用因而更有效的描述。
举例来说，外国留学生的语误虽然有很多是语际迁移所致，但也常常让我们意识到现有的对汉语语法规律的认识存在的一些局限性。比如留学生用汉语表达时会说出“她刚来了中国的时候”一类句子，为了表现动词的“过去时”，在定语中的动词后加上“了”。当语法书上的规则用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显得不够用的时候，就促使我们去进一步全面研究汉语动词的时体表达系统，去揭示不同语法位置对词语同现关系的不同制约作用，从而对汉语动词、助词的功能及其实现条件等做出更细致的描写。
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的语误也常常引起我们对一些习焉不察的问题的思考。比如某电视台的主持人在节目中说“……许多观众写来了上百封信……”，这话结构上说得通，但语义上却有问题，因为并不是许多人每人都写了上百封信。探寻问题的根源，我们便可以发掘出汉语中表示多数的名词性成分的两个基本类别：以“许多/很多/不少N”为代表的析指类和以“N们”为代表的合指类。认识到这种不同，对全面揭示汉语名词性成分的指称功能是十分重要的。
在以往的语言研究、语言教学以及实际语言应用中，语误问题还没有受到应有的足够的重视。如果我们能充分认识到研究语误的重要意义，那么，在今后的各类学校语言教学中，在今后的语言研究工作中，就应该把语误分析、研究摆到更重要的位置上来。这样，我们也许会对许多旧有的问题做出新的解释，并且可以发现新问题，获得新认识，在有关研究不断深入以后，我们还会进一步体会到：通过“反面”研究“正面”也是我们新世纪汉语语法研究的一条重要途径。
二、语误分析的方法
以往的传统语言学指导下的语误研究，在“语病评析”“病句评改”等题目下做了不少工作，对于语言教学中纠正学生语病及在社会上促进汉语规范化都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但是，随着语言研究的不断深入，传统的研究也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比如观察问题角度往往比较单一，分析问题常常流于表面化，缺乏理论上的深刻性和系统性，研究方法上以经验型的归纳的方法为主，缺乏多种理论、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规定性的东西较多，解释性的东西较少等等。在语言学的许多研究领域都取得长足进展的今天，我们在新的社会背景下、新的理论背景下研究语误问题，在理论、方法上也应该进行多方面的积极探索。
语言运用涉及各种复杂因素，研究语误只靠语法学理论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最大限度地综合利用诸如哲学、文化学、逻辑学、心理学、语义学、语用学、语言习得及语言教学等方面的相关理论来全方位的研究语误。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可以自觉地把开放式的抽样性的考察与局部的封闭式的穷尽性的考察结合起来，把归纳的方法和演绎的方法结合起来，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还要注意积极吸收相关学科的新的有效的研究方法。
在微观语言事实的分析方面，确定一种具体的语言表达形式是否存在语误，存在哪种性质的语误等，应该有动态的、发展的观点，不能从本本出发，而应该在现实运用的语言中去找答案。比如面对一个性质有待确定的语言表达形式，我们不能到语法书上去作对照，而应该在实际语言中考察它有没有一系列结构上的平行格式，有哪些语义上的“同义格式”。根据结构上平行格式的有无，可以判断一种表达式能否得到聚合关系的支持，根据语义上“同义格式”的语用功能（表义作用）的分工，可以判断一种表达式是否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
比如说对“……非常谢谢你们”这一表达存在不同看法。我们首先要看看能不能找到与它结构上平行的格式，结果“程度副词+动词重叠式+宾语”这种结构在现成的说法中找不到，只能找到相关的“程度副词+心理动词+宾语”的结构，如“非常喜欢××”“非常想念××”“非常感激××”等。由于并非严格“同构”，所以不能作为聚合关系上成立的佐证。再找同义格式进行比较，可以具体地了解到“非常感谢你们”和“谢谢你们”这两种说法更为通行，意义明确，基本分工清楚（前者强调心理状态，可量化；后者表示致谢行为，无量可言），没有替代、补充的必要。这样，我们就没有找到接受、承认“非常谢谢你们”这种说法的理由。于是我们可以进一步明确地认为：现代汉语中“感谢”“感激”之类心理动词可以带宾语同时受程度副词修饰；而“谢谢”作为行为动词重叠形式虽可带宾语却不受程度副词修饰。“……非常谢谢你们”是一种不合规范的表达。
再看一个复杂一些的例子。某电影学院一位教授在电视节目中说道：“我一辈子教了电影文学。”听上去觉得有些别扭。首先寻找结构上的平行格式，我们可设想出“他一个月学了厨师”“他十年当了老师”之类，结果发现都不是合格的句子，也就是说，找不到合格的平行格式。那么，它是不是突破规范的有价值的创新说法呢？我们可以和两种常见同义/近义句式做比较：“我教了一辈子电影文学”用于按时间顺序叙述一个做某事做了多长时间的事件，表持续时间的时间词语放在动词之后，符合一般认知原则，因而这个句式可以单说；“我一辈子教电影文学”把时间词语放在动词前面，凸显时间，动词后表完成的“了”就得隐去了，这个句式不单说，通常是作为背景句，后面有后续句表达前景信息。两个句式一个自足，一个不自足，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我一辈子教了电影文学”与两种情况都不相符，又并无独特功能可言，因而可以看成是语误。
另一个例子情况则有所不同。中央电视台综艺大观节目中，有一次主持人描述某一场景时说道：“……非常地阳光灿烂！”。这也是一个有关程度的表达。寻找结构上的平行格式，我们发现，这样的句子很难找到“非常+主谓短语”结构的若干实例作为聚合层面的支持，也就是说，它突破了现有的结构规则。但不能就此轻率认为这就是语误，还要对“同义”表达式进行语义功能的比较。最直接的比较对象自然就是“阳光非常灿烂”。观察实际用例可以体会到，“阳光非常灿烂”是用来说明“阳光如何”，而“……非常地阳光灿烂”则是把“阳光灿烂”整合为一个性状概念，用于说明某一场景的天气及环境氛围，所表达的语义内涵比“阳光非常灿烂”更丰富些。这样，我们就可以认为，二者功能上并不等值，“……非常地阳光灿烂”具有其独立的语用价值，那当然就不能视为语误。
由上述实例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寻找结构上的平行格式、语义上的“同义格式”，分析通行表达形式的成分及其关系，就待定格式与参照格式进行结构上和语义、语用上的比较，是辨认、确定语误现象的基本方法。运用这种方法需要明确的是，结构上的分析并不是判定语误的充分标准，语义、语用上的分析才是反映语言动态性本质特征的决定性衡量标准。
施春宏《现代汉语规范化的规则本位和语用本位》（《语文建设》1999年1期）一文指出：长时间里，现代汉语规范化的主导意识是“规则本位”，将静态的规则作为规范的标准，根据描写制定出的已有规则来对待语言运用中出现的语言现象，尤其是新出现的、多样化的、不同层次的语言现象。这种规则本位造成语言运用的惰性，造成了对语言研究、语言规范直至语言的某些误解。语言交际的动因和目的都要求我们在现代汉语规范化中树立语用本位的意识，对一种表达形式是否合乎规范应以语用价值为衡量标准，能达到交际目的，比较得体，很难用别的来替代它，或者替换了不一定比它好，就应视为合乎规范的。突破规则和突破规范是根本不同的两个概念。施春宏先生此前的一篇文章《现代汉语规范评议失误研究》（《语言研究》1998年1期）曾对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开展过程中出现的语言评议失误现象进行了专门的考察，通过丰富的材料从词语运用、语法分析和逻辑表达几个方面归纳了评议失误的类型，分析了导致失误的评议依据，揭示产生评议失误的多层次原因。语言学期刊发表此类文章并不多见，对于澄清有关语言表达正误问题讨论中的一些模糊认识很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