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余论

梁启超既曾说“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也曾说“吾国人称禹域为天下，纯是世界思想”。从字面上看，若天下即中国，天下又即世界，则杨度所说的“中国即世界”恰是正解。但近代人做出这类陈述时已经具有与地球或人类社会接近的“世界观”，当他们说“天下即世界”时，既可能在表述过去的认知，如梁氏之前一说；也有可能指的是这种新形成的“世界”观念，如梁氏之后一说。两说出自同一人之口固可能是其观念发生了变化，然而也凸显出“天下”本有二义在。

这样，除过去许多人说的从“天下”到“国家”的转变外，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更有一个从“天下”到“世界”的进程。“世界”这一词汇在中文里固早已存在，很多时候是出自佛教术语的引申，在时人言说中常是世道、社会（或其中之一部分）的同义语，^[78]而未必是地理意义上那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的全人类社会。从知识和认知的层面看，今日自然地理意义的“世界”和由人类各族群、各社会、各国家组成的“世界”，对很多晚清中国人而言，是一个过去所知甚少的“新词汇”。

这个新的认知既是地理的，也是政治的和文化的，它逐渐取代了以所谓“朝贡体系”为基本框架的“天下”观念。^[79]中国古人讲究“人我之别”，“四裔”的存在及其朝贡当然也有构建“中夏”、“上国”合道性（legitimacy）的作用，^[80]稍类庄子所谓“非彼无我”；^[81]然亦大致到此为止——除在战争状态时外，“四裔”很少成为朝廷和士大夫关注的重心。换言之，所谓“朝贡体系”这样的政治和文化秩序虽长期存在，并且是构建“天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这一国际秩序本身在国家思维（假如有的话，或即朝野以国家为立场的思维）中却是相对次要的。

而晚清朝野不仅逐渐承认并接受上述的“世界”，其后更努力要融入这个“世界”。康有为创造性地把公羊“三世”说由历时性变为共时性，至少在理论上使“天下”可以平顺地向“世界”过渡。但中国实际已被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外在化，一旦加入“世界”成为国家民族追求的方向，就意味着放弃自己原有的“天下”秩序，且反过来试图获得既存外在秩序的承认和接受。

这是一个大逆转，此前无论“朝贡”在构建“天下”的完整性方面负载了多少象征意义，其所代表的国际秩序并非国家思维之所侧重；而融入“世界”成为国家目标后，虽不能说整体上外事压倒内事，但因为所面临的外在秩序与既存的“朝贡体系”有着极大差异，有些差异可以说是带根本性的，这就意味着不能不同时对既存的内在体制进行大幅度的、包括一些根本性的修改，以获取外在体制的承认和接受。

结果，不仅是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与原所认知的居“天下”之中心大不相同，根本是“中国”自身的内外蕴涵皆与此前有了巨大差别，产生出一个名副其实的“新中国”（中国之“中”原与其字面意义相关，现基本成为一个指称符号）。其“走向世界”的进程呈现出非常明显的由被动转向主动的趋势，^[82]而国家目标的外倾这一根本性的大转变也标志着“近代”和“古代”的一个重大区别。若以后见之明看，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把近代中国的主题表述为“走向世界的新中国”。

国家目标的外倾当然有一个过程，“新中国”也不必始于以共和取代帝制的民国；清季废科举这样一个根本性的体制变动已部分是为了扭转外人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83]稍后关于立宪和修律的大辩论中，一个多数人认可的重要观念也是若不立宪、修律，则无法改变外人之观听（修订刑律的一项实际考虑是希望藉此以废除中外不平等外条约中的治外法权，更明显地表述出为获取外在体制的接纳而修改既存内在体制的动机）。^[84]

随着试图改善“外人之观听”的努力逐渐从手段向目标转移，士人的思想资源也出现相应的转变。甲午前后还常见以《春秋》和《万国公法》比对的讨论，庚子后已很少有人视《春秋》为解释国际秩序的一个选项了。在相当广袤的土地上由人类很大一部分人在两千年以上的时间里所共遵的政治体制、政治秩序或政治生活方式逐渐淡出后人的心胸，不复为认识自己和他人的思想资源。这一转变大约就完成于前述梁启超影响处于巅峰、而中国不能不“立国于世界”渐成共识之时，此后关于“国家”和“世界”的讨论，基本都建立在近代西方的“民族国家”学理基础之上，^[85]开启了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新时代。

从梁启超早年所说的“世界之中国”到其后来希望建立一个作为“世界的国家”之中国，从杨度的“世界的国家主义”到梁启超的“世界主义的国家”，^[86]其间既呈现明显的继承关系，仍有较大的不同。“世界”或可以不包括中国，然而“世界主义”多数时候是涵盖中国的。“世界”的概念在牵涉到中国时可以这样开放而灵动，当然与“天下”含义的丰富性相关；实际上，迄今为止似乎仍未出现一个可以完全取代“天下”的新词汇。^[87]

就传统的“天下”秩序而言，“朝贡”更多是技术层面的处理，在它背后有着更高层次的“大同”理念，即以“天下为公”的大同为终极目标，以“天下为家”的小康为起步基点，基本通过“修文德以来之”的方式，达成天下一国或天下一家的境界，然后走向“和而不同”的大同。故大同不仅是未来的高远理想，也是处理当下内外秩序的指导原则；理想并未与现实两分，而是指导着实际政治。在政教和治理所及的范围里，如沈乃正所说，像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一样，大同理念也需要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传统，否则中国早就分裂了；若遇外来竞争，为求生存，便自然转向民族主义。^[88]

但即使在“天下”两分为“世界”与“国家”之后，大多数讲民族主义的近代中国士人并未放弃大同理想，只是将其列为下一步的目标而已。如果追求中的世界主义也像过去的大同理念那样需要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传统，这一未来目标其实还相当遥远。^[89]无论如何，想要“进入”世界，成为一个“世界的中国”，是好几代中国读书人向往和努力的目标。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在这里有着非常自然的结合，而两者之间的紧张也如影随形，无尽无休。

[1] 梁启超：《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1897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11页。

[2] 梁启超：《爱国论》（1899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66页。

[3] 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1912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39页。

[4] 钱穆：《晚学盲言·国与天下》（上），《钱宾四先生全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年，第48册，418页。

[5] 关于近代新传播媒介和新思想论域，参见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收入其《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年，134—136页。

[6]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一日（1902年9月2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562页。

[7] 黄遵宪致梁启超，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1902年12月10日），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306页。

[8] Joseph R.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vol. 1, p.103.

[9] Xiaobing Tang, Global Space and the Nationalist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he Historical Thinking of Liang Qichao,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这当然是一个半带客气的表述，该书所论远不止此。

[10] 即使时人思考的重心也呈现出日益外倾的趋势，甚至一度出现把中国问题的解决寄托于外在变化的乐观期望。其中一个显例是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那几个月对巴黎和会的向往，参见罗志田：《六个月乐观的幻灭：“五四”前夕的士人心态与政治》，《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

[11] 梁启超：《〈说群〉序》（1896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4页。

[12] 梁启超：《爱国论》（1899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66页。

[13] 梁启超：《新民说》（1902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22页。

[14] 同上书，21、17页。

[15] 杨度：《金铁主义说》（1907年），《杨度集》，刘晴波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214页。

[16] 关于梁启超的“国家”观念，参见张佛泉：《梁启超国家观念之形成》，《政治学报》（台北），第1卷第1期（1971年9月）；巴斯蒂：《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伯伦知理〈国家论〉的翻译》，《近代史研究》1997年4期。

[17] 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39、41页。这里所谓的“严格”是个重要的界定，而怎样才算“严格”却是见仁见智。蒋廷黻直到1933年还认为，“我们的国家仍旧是个朝代国家，不是个民族国家”。但胡适则不同意，在他看来，“照广义的说法，中国不能不说是早已形成的民族国家”。尽管中国“还够不上近代民族国家的巩固性与统一性”，但在民族的自觉、在语言文字的统一、历史文化的统一和政治制度的统一与持续这些条件上，“中国这两千年来都够得上一个民族的国家”。参见蒋廷黻：《革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80号（1933年12月10日），5页；胡适：《建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81号（1933年12月17日），4—5页。

[18]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1901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4页。

[19] 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105页。

[20] 参见《桂林梁先生遗书》（梁焕鼐、梁焕鼎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影印）中梁济的数篇《敬告世人书》，说详本书《对共和体制的失望：梁济之死》。

[21] 梁启超：《新史学》（1902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3页。需要说明的是，梁启超这些言论的主语是“中国旧史”或中国旧史家，而一般引用者有意无意间常将主语转换为往昔的中国人。

[22] 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16—17页。他进而甚至说：“朝廷由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蟊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这是用新的国家观念来重新定义汤武革命的正当性，在那时显然有些弦外之音。王汎森即指出，梁启超的“无国”感觉是与当时西方国家相比，中国不是一个现代意义的nation-state。但其所提倡的国家区别于朝廷的主张到倾向革命者那里则变成另外的含义，他们的“无国”之感是针对满清的，即中国已经亡国。参见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3年，195—220、95—108页。

[23] 其实梁启超自己在1899年曾以为“国家”一词正隐喻着朝廷，即“国家”是“以国为一家私产之称”，而“国民”才是“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故他那时认为中国人是知有“国家”而“不知有国民”。在他看来，若“国君糜烂其民以与他国争”，是谓“国家之竞争”；而“一国之人各自为其性命财产之关系而与他国争”，才是“国民之竞争”。参见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1899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56—57页。那时梁启超还把“国家”视为中国传统的观念，更多类似英文的state；而他口中的“国民”，恐怕是从日本贩来的新词（译自nation），近于他后来所说的“国家”，越来越对应着近代西方所谓“民族国家”（nation-state）。故引用梁氏的言论，最好经过仔细的甄别。

[24]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1901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12页。

[25] 蔡元培：《新年梦》（1904年2月），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1），中华书局，1984年，231页。

[26] 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45页。

[27] 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20—21页。

[28] 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39页。

[29] 梁启超：《〈说群〉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4页。

[30] 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21页。

[31] Marie-Claire Bergere, “The Role of the Bourgeoisie,” in Mary Wright, ed.,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New He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252.

[32] 蒋廷黻：《革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80号（1933年12月10日），5页。

[33] 张之洞：《劝学篇·阅报》，《张文襄公全集》（4），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574页。

[34] 只有为“国家”添加一些类似西方“民族国家”概念一类的后出界定，或勉强可说身为“天下士”而不知有“国家”，但那是另一层面的讨论，与时人的地理和社会层面的空间认知可以无关。即使从西方“国家”概念看，仍不能改变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和眼光。斯嘎琪裒（Theda Skocpol）就曾依据二手研究指出了中国士大夫建立在科举考试之上的超地方取向（extralocal orientation），即其在体制的引导和限制下，必须从帝制“国家”的眼光来看待地方社区。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70.

[35] 胡适：《建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81号，4—5页。

[36]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 New York: Verso, 1983, pp.38-47.此书修订版有中译本：《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参见33—54页。

[37] Robert Hart to James Campbell, Nov. 18, 1883, in The I.G. in Peking: Letters of Robert Hart,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1868-1907, eds. by John K. Fairbank, Katherine F. Bruner, ＆ Elizabeth M. Mathes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vol. I, p.500.

[38]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中国是否一国家》（1949年），《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157—188页。

[39] 顾亭林在《日知录》中有一段“亡国与亡天下”之辨的名言，其作意或有是否作“二臣”以仕异朝的今典在，从传统“道高于治”的观念看，即全中国的文化高于朝代的兴替。参见罗志田：《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78—83页。

[40]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32页。这当然是一种带有后见之明的诠释，盖儒家意义在“治国”之上的“平天下”或是汉代始明确的问题，恐非先秦各家所已“研究”者；但其皆意在“天下”而不局限于“国”，大致也是事实。

[41] 梁启超：《国际联盟与中国》（1918年），《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夏晓虹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743—744页。

[42]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十》，2、154—155页。

[43]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32页。

[44]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1922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十》，2、154页。

[45] 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40页。

[46] 傅斯年：《时代与曙光与危机》（约1919年），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藏傅斯年档案。

[47] 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收入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第2册，140页。

[48] 梁启超：《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1899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67页。按“万邦”或“万国”是19世纪后期的流行语，与此前的“天下”和后来的“世界”有着密切的关联（感谢本文匿名评审人的提醒），但其相对更接近今日的“国际”一词，与“世界”仍有着相应的区隔，而不必是从“天下”到“世界”的中转语汇。详另文。

[49]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11—12页。

[50] 关于时人对“亚洲”的认知，参见葛兆光：《想象的和实际的：谁认同“亚洲”？——关于晚清至民初日本与中国的“亚洲主义”言说》，《台大历史学报》第30期（2002年12月），183—206页。

[51] 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76页。

[52] 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10页。

[53] 本段与下段，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39—78页。

[54] 梁启超《自由书·答客难》（1899年12月），《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39页。

[55] 梁启超：《致南海夫子大人书》，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一日，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35页。

[56]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84—85页。

[57] 近代西方观念对中国冲击最强也影响最大的，或许是严复引入的“天演”观念，这一观念帮助很多中国读书人放弃曾经流行的“循环”历史观（如所谓“五德终始”说）而形成某种“进化”的历史观，那些还希望从传统中寻找思想资源者往往在今文家的‘三世’说中看到进化意蕴；康有为即是这些人中的一位，可能也是被误解甚多的一位。盖中外言及所谓近代中国之单“线性”史观者，屡引康氏以为著例。其实在“天下”近于“世界”的时代，中国读书人所思考的“历史”基本是所谓全人类的历史，而文野本可互易，三世又“同时并行”，则历史走向又何曾是单“线性”的呢。这里暗中支持康有为新观念的，恐怕正是类似于“五德终始”说的“循环”史观，不过康氏将其整合并发挥，故其痕迹已不那么明显了。这方面的问题，将另文探讨。

[58] 本段与下段，《康有为致陆徵祥书》，《康南海最近之言论（二）》，《晨报》，1919年1月12日，6版。按康氏口中的“国际联盟”当为一般所说的“协约国”，而其所谓“国际大同盟”才是另一些人所说的“国际联盟”。

[59] 按依据中国以文野分夷夏的传统，既然“文明”的标准已改变，则更“文明”的欧美成为“诸夏”，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而梁启超在《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一文中，便明言以今日之中国与泰西比，“中国固为野蛮”；但若与黑人、红人等种族相比，则“则中国固文明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94页）。庚子后张之洞也注意到“各国”那“华己夷人”的态度，其“视中华为另一种讨人嫌之异物，不以同类相待”。张之洞：《致西安鹿尚书电》（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初五日），《张文襄公全集》（4），12页。

[60] 按这里所呈现的心态是复杂的，在“世界”中实际处于“半野蛮”地位的中国当然希望实现远近大小若一的太平世，但在理想与现实有明显距离时，也愿意接受一种分阶段的取向，先仿效日本进入“世界”以成为新“诸夏”之一员。故像康有为这样的一些中国士人有时并不反对“诸夏”与“夷狄”并存，甚至希望自身强大后反过来置欧美于“夷狄”之地位（康氏在清季出版的《物质救国论》中便很明确地表述出这样的取向，参见拙著《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8—13页）。杨度在1907年也认为当时世界各国皆遵循“对于内则皆文明，对于外则皆野蛮”的方针，并主张大家都以类似的方式来实现“并立于野蛮世界”的目标（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218—220页）。这已大大背离了对夷狄“修文德以来之”的传统方式，显然是西潮冲击下产生的新知，很可能与日本式富强之路的影响相关。

[61]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2页。

[62]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3—1924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323—324页。

[63] 参见Don C. Price, Russia and the Root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896-1911,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12-13。

[64] 对晚清中国人而言，日本更多扮演着成功“进入世界”的榜样，故民国时日本已成为“列强”的当然成员；但在文化上，日本在“世界”中的地位仍不稳固，关于日本民族善于模仿也只能模仿的西方言说在中国的长期流传就最能提示这一点。

[65] 关于“进入世界”与日本“脱亚入欧”的相近，承冀小斌兄提示。关于华盛顿形象在中国的影响，参见潘光哲：《华盛顿在中国》，台北三民书局，2006年。

[66] 其中包括以中西整体通婚方式一举改变种族文化的“进种改良”之说，也有让中华文明与泰西文明实行“两文明结婚”而产生出“无东洋无西洋”也“无优劣”之分的“世界文明”之说，两说都可见梁启超的影响，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43—145页；《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年，20—21、75—76、85—86页。

[67] 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6页。

[68] 黄节：《爱国心与常识之关系》，《壬寅政艺丛书·政学文编卷五》，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84页。

[69] 蒋方震1903年说，“一民族而能立国于世界者，则必有一物焉，本之于特性，养之于历史，鼓之舞之以英雄，播之于种种社会上”（飞生：《国魂篇》，《浙江潮》第1期，6页［文页］）；南社成员余其锵也说，“夫国于世界而有历史，则自其‘祖宗社会’之所遗，固有不能不自国其国者”（余一：《民族主义论》，《浙江潮》（1903年），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下，三联书店，1960年，489页）；邓实也说，“国于二十世纪之世界而恃以为立国之要素者，则实业而已矣”（邓实：《鸡鸣风雨楼独立书·实业独立》，《癸卯政艺丛书·政学文编卷七》，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79—180页）。

[70] 赵启霖：《详请奏设存古学堂文》，《四川教育官报》，宣统二年第72期，公牍栏1B—3A页。

[71]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2页。

[72] 梁启超：《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66—67页。

[73] 未署名：《论文学与科学可不偏废》，《大陆》三（1903年2月），《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上，413—414页。

[74]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214页。

[75] 鲁迅：《破恶声论》（1908年），《鲁迅全集》（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26页。

[76] 梁启超在甲午后戊戌前论及未来大同世界最爱引用《易经》“见群龙无首吉”一语，便相当能反映这一心态。

[77] 说详本书《理想与现实：清季民初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联》。

[78] 如山西举人刘大鹏1902年所说“中国渐成洋世界”（《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107页），以及孙中山试图“破天荒在地球上造成一个新世界”（《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355页），都类此。梁济也常有类似用法，参见本书《对共和体制的失望：梁济之死》。

[79] 我并不认为“朝贡体系”是一个描述古代中国天下观或国际秩序的妥恰术语，但这已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术语，姑从众。需要略作说明的是，“朝贡”的确是当年确立国际关系的一个主要象征，同时也还有许多不为“朝贡”所包涵的面相。且朝贡主要是文化和政治的象征性表述，不必从今日重物质利益的眼光去看。

[80] 萨义德曾说，作为“他人”的殖民地之存在既区别于宗主国的“自我”，却也是构建宗主国“自我”认同的要素。参见Edward W.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Knopf, 1993, passim.古人天下观中的“四裔”，多少也可由此思考。

[81] 《庄子·齐物论》，按《庄子》此处之“彼”有多解，这里仅借其字面义而用之。

[82] 参见Rebecca E. Karl, Staging the World: Chinese Nationalism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assim, particularly pp.195-201。

[83] 如袁世凯等六疆臣说：“科举夙为外人诟病，学堂最为新政大端，一旦毅然决然，舍其旧而新是谋，则风声所树，观听一倾，群且刮目相看，推诚相与。”见袁世凯等：《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二），《故宫文献特刊·袁世凯奏折专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70年，1991页。后来李璜和余家菊从另一个角度表述了这一倾向，他们认为，“我国废科举与兴学校之唯一动机，无非求所以摆脱外人之支配”。李璜、余家菊：《国家主义的教育·序》，台北冬青出版社，1974年再版，1页。

[84] 作为“改变外人观听”的成功典范，日本人和日本法律在清季修律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李欣荣正在撰写中的博士论文有相当篇幅讨论及此。

[85] 少数能跳出这一窠臼者，又常在学理上显得不够严谨，如罗梦册的《中国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43年）便把中国传统国家形式作为世界国家分类的三种之一，但该书的论证实不能说很高明。

[86] 说详本书《理想与现实：清季民初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联》。

[87] 对不少20世纪的读书人来说，相对超越的“世界”部分化解了从晚清开始日渐强化的中西二元对立，实际产生于西方的“启蒙”被视为“世界的”而非西方的，成为一些读书人批判传统的有力思想武器，也提示着一种超越二元对立的多元思维。

[88] Nelson Nai-cheng Shen, “The Changing Chinese Social Mind （II）,”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2 （April 1924）, pp.126-29.

[89] 从这一视角看，今日所谓的“世界一体化”更多不过是“经济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如果人类的利益、价值观念和传统不能真正“共同化”，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出“大同”的愿望和要求，所谓“地球村”也只是在那只“看不见的”经济之手操控下的某种被动的共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