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现实：清季民初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联互动^[1]

世界主义,属于理想,国家主义,属于事实;

世界主义，属于将来，国家主义，属于现在。

——梁启超，1899年

近代中国面临西潮冲击，经过几十年的中西学战，越来越多的中国读书人在无意之中被西人改变了思想方式，从自认居于世界文化的中心，视洋人为野而不文的“夷狄”，到主动承认西方为文明而自认野蛮，实际退居“世界”的边缘，甚至以为中国尚未“进入”世界。^[2]如梁启超在1912年所说：今日“我国在世界现居何等位置？”以及将来如何顺应世界趋势以谋决胜于外竞之道？是每一个国民应当时刻关注和思考的基本问题。^[3]

中国读书人真正开始意识到中国在世界的定位已由文变野，大约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其大致还能在彷徨中相对平静地努力探寻中国在世界的位置，^[4]更多是在“九一八”国难深重以前。或可以说，日本的前一次侵略真正警醒了或尚处于“酣睡”状态的中国人，而其后来的全面侵略又使一切显得“迂远”的思想和行为被暂时束之高阁。两次日本侵略之间的三十多年，恰好是近代中国思想最重要的转型时代。^[5]

在这一时段前期的清末，中国思想史上出现一个重大的范畴转变。过去的流行说法是，近代中国有一个将“天下”缩变为“国家”的进程。这大体反映出昔人思考重心的转变，但若侧重其思考的对象，恐怕更多是一个从“天下”转变为“世界”的进程。盖传统的“天下”一词本具广狭二义，分别对应着今日意义的“世界”和“中国”。晚清朝野不仅逐渐承认并接受取“天下”而代之的“世界”，更努力想要融入这个“世界”，并以此为国家民族追求的方向，出现了国家目标外倾这一根本性的近代大转变。^[6]

从知识和认知的层面看，今日自然地理意义的“世界”和由人类各族群、各社会、各国家组成的“世界”，对很多晚清中国人而言是个并不熟悉的“新词汇”。“世界”在时间上的后起提示着它在空间上也更多是外在的，这也意味着中国实际被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外在化。渴望“进入”这一“世界”，努力改善中国在世界的位置，或为中国在世界确立一个更好的位置，成为近代士人持续探索和努力的目标，也是一个充满了彷徨的探索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