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社会资本的特征

在社会科学领域，社会资本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尽管以上学者对社会资本的研究来自不同的角度和应用领域，但不难发现，这些定义具有一些共性：（1）社会资本是特定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的某些特征；（2）这些特征可以使其成员获得正的外部性，且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获得竞争优势。

事实上，信任、合作准则、群体间联系等都属于社会资本的范畴。学术界对社会网络、行为准则和人际信任的研究也有相当长的历史。Coleman（1990）和Putnam（1993）都认为，信任和公民意识是社会资本的主要方面，强调了社会上超越亲缘关系的人们之间较弱的联系的重要性。Putnam（1993）指出，社会资本是主观的社会规范和客观的社会特征及其可能的结果，包含一些常设组织的特征，比如信任、文化和行为准则，以及社会网络。这些特征可以通过促进和协调集体行动而提高社会的效率。Loury（1977）指出，社会资本是指人们可以利用的资源。同时，社会资本也包含那些为人们提供资源的一系列社会结构。基于此，实证研究考察了社会资本的一个或某几个方面对政府信心、选举参与、健康状况、幸福程度、投资和经济增长等政治、社会和经济活动的影响。Coleman（1990）进一步指出，这些资源有助于形成道德行为准则的一些信任关系、权威关系和公认的权利分配制度等。Durlauf and Fafchamps（2005）总结出社会资本有三个共同特征：（1）社会资本能够对其群体内部成员产生正的外部性；（2）社会资本的外部性来自成员之间的信任、规范和共同价值观；（3）信任、规范和共同价值观产生于人们对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网络的参与。此外，Bjornskov（2006）指出，社会资本至少包括三个维度：信任、文化和行为准则以及社会网络。在Ahlerup（2009）的研究中，社会资本主要体现为人们之间的普遍信任，可以理解为人们在社会中对陌生人的行为的一种乐观的预期。

综合既有研究，本书认为，社会资本是与信任、行为准则以及社会生活网络等密切相关的社会结构特征，它有助于人们进行有效的合作并实现共同的目标。社会资本的特征包含信任、文化和行为准则，以及社会网络三个方面。这一概念的主要贡献在于，从其功能的角度，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是人们可以利用以实现经济利益的有用资源。社会资本能够为人们带来价值，其价值的大小取决于人们所在的社会组织的特征。社会资本与人们所拥有的其他资源进行结合，能够带来不同的宏观和微观的结果。根据这一概念，社会资本既可以用于解释个人层面的经济结果，也可以将微观的结果用于宏观分析。

1.2.1 信任

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社会资本的重要作用之一是有助于信任的形成。在个人层面，信任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为在特定的社会组织和人际关系中，有助于促进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的形成，这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正式制度。同时，信任也有助于人们之间形成理解和认同，消除误会、偏见和对自己行为不确定的认知。当然，信任的作用的有效发挥，要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比如人际联系的结构和密度。稠密的社会网络更容易使人们形成共同的规范，并建立声誉机制。在国家层面，信任意味着在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同部门和不同组织中的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合作。没有信任与合作，经济发展的目标就难以实现。事实表明，信任在那些具有公共品特征和高度依赖信任的部门中尤其重要，比如在对国家公共资源和环境进行管理的过程中，信任与合作的重要性不容忽视。本书将在下面的章节着重讨论信任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具体地，信任这一特征与责任、对其他人行为的预期密切相关。假定甲为乙做了某件事情，并相信乙在未来会给予回报。这样，甲就对乙的行为形成了信任的预期，或者说，乙被赋予了某项责任，这相当于甲持有了关于乙的未来行为的信用单据。如果甲能够持有很多类似的信用单据的话，那么就相当于在金融市场中，获得了比较高的信用水平，使他能够在需要时获得及时的帮助，除非交易的对方是不值得信任的人，或者甲持有的是比较差的信用，例如不能被偿还的坏债。在某些社会结构中，交易双方持有大量的信用单据，意味着交易双方是值得信任的，且都愿意为对方做某些事情，从而使得交易能够顺利进行。例如，开罗的哈利利可汗大市场（Kahn ElGKhalili）就是这样的社会结构。而在其他社会结构中，市场中的信用单据就相对较少，意味着交易双方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自给自足，彼此之间的联系不是那么广泛。

这样，信任的程度，即信用单据的多少就主要依赖于两个因素：（1）社会环境的可信任度，即责任能否获得回报；（2）社会责任的程度。一方面，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人们处于不同的社会环境，以上两个因素是不同的，因此社会资本水平存在差异。比如，在不同的社会中人们的需求存在不同；可能存在不同的其他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例如政府福利机构等；人们的财富水平不同；人们在文化上存在差异，例如在既定的社会网络中寻求和获得帮助的倾向存在差异，等等。

另一方面，在同一社会结构中，社会责任程度的差异导致了社会资本水平的差异。一般来看，那些处于社会责任程度较高的社会结构中的人们，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本资源比较多。其中，社会环境的可信任度是非常重要的。以东南亚轮转信贷协会（RotatingGCredit Associations of Southeast Asia）为例，这些协会是由家庭、邻里和朋友等群体组成的，协会中的每位成员都必须提供一定数量的资金，组成共同中央基金。所有成员每月相聚一次，通过竞价或抽签的方式将中央基金支付给协会中的一位成员，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协会中的所有n个成员都提供过n次资金，且收到过一次支付。在这样的安排下，协会能够将小额的、零散的资金有效地集中起来，实现共同的经济发展目标。当然，这样一种机制在信任欠缺的无序社会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协会中的成员缺乏信任，那么在早期收到支付的成员很有可能在后期拒绝提供一定的资金，从而给其他成员带来损失。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在一个社会结构中，人们之间的差异表现为可以利用的信用单据，即所拥有的信任的多少。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是在具有严密等级制度的家族管理中，家族的族长握有大量的责任和可利用的资源。类似地，在传统的等级制度森严的村庄中，比较富有的家庭往往拥有较广泛的社会信用和资源，可以在需要时加以利用。另外，在美国国会参议院，一些参议员是“参议员俱乐部”的成员，这意味着这些参议员具有相对广泛的责任和信用，因此与其他参议员相比，拥有较高的权力和影响力。

1.2.2 文化和行为准则

人们之间为什么会建立联系，并为对方提供有价值的资源呢？这主要来自于人们的内在倾向和行为准则。人们愿意在一种合作和互惠的氛围下工作和生活。人们从事慈善、遵守规则、按时还清债务，等等，是因为人们认为自己有责任和义务去这样做。同时，社会资本也可以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影响，因为人们如果不按规则办事，会遭到社会的惩罚。一般来看，群体中的个人往往会将所在集体的共同利益放在首位，甚至是放弃个人的私人利益。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社会资本是人们对其他人合作和互惠行为的一系列制度化的预期。这些预期有助于使那些事先不愿意合作的人采取合作行为，故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的出现，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解决集体行动问题。集体行动问题是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一个共同主题。集体行动问题是指具有共同利益的集体并非必然要进行集体行动，因为整个集体的共同利益是一种公共物品，意味着即使人们不付出努力，也可以享受其收益。因此，一个理性的人不会进行集体行动，因为这需要花费私人成本，而收益却是集体共享，从而存在“搭便车”的问题。

在市场交易中，为了使“看不见的手”正常发挥作用，人们之间需要合作并遵守一系列默认的行为准则。除非人们具有适当的举止、修养，并遵守彼此利益的行为准则，否则市场不会很好地发挥作用。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愿意遵守其所在群体的行为准则，并惩罚那些不遵守行为准则的人。这样，一旦违反了这些行为准则，人们就会感到羞愧和内疚，便不会重蹈覆辙。这样的行为准则可能是在群体成员之间内化形成的，也可能来自外部的约束，比如对无私、互惠行为给予奖励，对利己、自私行为给予惩罚。当然，不管产生于内部的机制，还是外部的约束，群体内部的行为准则有利于解决集体行动问题，实现集体的共同目标。如果在其他人都遵守行为准则的情况下，人们也愿意遵守行为准则，那么这时的行为准则就得以内在化并逐渐转变为社会规范，并通过子孙后代得以延续和长期化。

比如，在钻石批发市场中，交易的顺利完成依赖于商人们彼此之间密切的联系，以及默认的行为准则。钻石，对于外部人来讲，是非常昂贵的商品。然而在交易过程中，商人们需要亲手将一袋子钻石交给另一个商人，后者将在私人时间对这些钻石进行鉴定，而在整个鉴定过程中，并不存在一个正式的机制或第三方来保证后者不会对这些钻石进行替换和伪造，即使这些钻石可能价值上千甚至上万美元。事实上，这种自由地交换钻石和鉴定的过程，对钻石交易市场的正常运行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缺少了这一过程，很显然会带来较高的交易成本和低效。当然，这一过程体现了社会结构的一些特征，因为在该钻石批发市场中，商人们之间是密切联系的，他们之间的交易非常频繁，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具有一定的种族和家族联系。比如，纽约的钻石交易市场主要是由犹太人构成的，这些犹太人主要生活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地区。他们经常去同一个犹太教堂，并在一定程度上联姻，所以是一个联系非常密切的较为封闭的社会群体。一旦群体中的某个人被发现偷换钻石进行欺骗行为，他就将失去所拥有的一切家族、宗教和社区等联系。因此，这种通过家族、宗教和社区等联系所形成的较强纽带，有助于在群体内部创造信任，并为市场中交易的完成提供重要的保证。而一旦失去这些联系，交易便难以实现。

特别地，与社会资本的其他形式一样，行为准则和约束在促进完成某些行为的同时，对其他行为造成了一定的限制。比如，安全良好的社会环境使人们能够在晚上放心地独自出行，同时又对偷窃抢劫者的行为产生了抑制；人们希望那些身体素质良好的人们去学习橄榄球，可是这样很容易使这些人错过其他体育项目，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有效的行为准则在促进完成集体行动的同时，降低了成员们的创新性，人们不愿意打破既有的行为准则和约束，来尝试新的计划和可能。

在早期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将社会资本理解为社会文化。人们遵守契约的规定，因为人们预期该契约能够被社会上的所有公众所遵守，这是对人们的信用和行为准则的一种乐观预期。为了形成对对方行为的理性信念，人们并不需要事先认识对方，彼此熟识并不是产生信任和形成均衡信念的必要条件。如果互惠是彼此间共识，且预期协议能够被达成，那么人际网络也是十分重要的。同时，信任是合作的关键，事实上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讨论信任是如何形成的。特别地，合作意味着人们的角色存在互补性。比如，在非洲社会，对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和自然环境的保护，就是来自由不同组织的人们共同倡议和发起的一个合作计划。在合作中，通过形成默认的行为准则，可以使遇到的问题得以顺利解决。事实上，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发展，依赖于来自不同正式组织的人们之间的合作，这些组织既包括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还包括其他群体。

社会文化本身是一个内生变量，可以理解为一系列均衡的信念，是人们所持有的不同社会信念的一种协调机制。这种均衡的信念是由一系列发生的历史事件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而不是故意达成的某种协议。这样，那些内在特征，即基本面因素相同的社会，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公民行为和社会文化。或者说，人们在某个社会中表现出来的文化定势，在另一个内在特征相同的社会中并不一定会表现出来。

同时，社会文化的差异也可能来自人们自身基本面因素的原始差异，例如物质需要、历史事件、信息基础，甚至大规模的生态变化等。在这些情况下，尽管人们在文化上的差异与经济业绩密切相关，但却并不能构成经济发展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Weber（1930）最早考察了社会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他把社区文化看作是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倾向，而不仅仅是人们的信念，他认为宗教、政治等社会文化可以对一个地区的正式制度建设和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研究也没有得到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足够重视。20世纪末，Landes（1998）指出，16世纪以来，北欧的经济发展要明显地好于那些看起来更具地理优势的其他地区，主要原因除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外，关键是人们在信念和价值观方面的差异，即社会资本的差异，这些差异会导致不同地区间正式制度水平存在差异，从而导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在实证研究方面，Putnam（1993）、Knack and Keefer（1997）和La Porta etal.（1997）利用跨国数据研究发现，包括公民参与、合作与信任在内的公民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Granato et al.（1996）发现，个人的发展动机与经济增长之间也存在正相关关系。然而，个人的发展动机依赖于其努力工作是否会得到应有的回报，比如，父母教育子女要实现个人抱负，因为父母们乐观地认为个人抱负不会被社会秩序所阻挠；妇女们不会为维护自身权利而斗争，因为她们担心自己的斗争会遭到报复；等等。以上这些都意味着人们的信念和文化本身是受其他因素所影响的，因此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因果关系，这两个内生变量之间存在一种均衡发展的关系。

很显然，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文化的发展和变化是非常缓慢的。随着时间和外部环境的变化，社会文化的调整速度是比较迟缓的，从而从短期上看，社会文化这一变量是相对稳定的。故在某些研究中，学者们在短期内把社会文化看作是一个常数。然而，在长期，情况则有所不同。人们的个人发展动机和信念受其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影响，而这些又进一步受其所在社会的资本构成、制度因素和技术水平的影响。因此，社会文化是由很多部分组成的，这些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程度上会对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推动或阻滞作用。尽管社会文化本身没有发生变化，但是社会文化的某一部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能会随着时间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其中，一种可能的情况是，社会文化中的某一部分在某种外部环境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在这种外部环境出现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一部分很有可能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类似地，当外部环境进一步发生变化，这一部分的影响可能会减弱，甚至会变得无效。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就归因于社会文化的发展，即使这些文化在先前的几个世纪中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而且在未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不是很大。

1.2.3 社会网络

如果社会资本能够有助于经济发展，那么社会资本可以理解为社会网络或人际网络，即用于保护和促进人际关系的一系列的沟通渠道。其中，网络中的成员通过相互强制的机制，发展并保持相互之间的信任并信守承诺。事实上，人际关系是相互间信念的产物，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但是社会网络这一概念则涵盖更为广泛的领域，它既可以像核心家庭那样具有非常紧密的人际关系，也可以像自愿组织那样具有较为松散的人际关系。在社会网络中，人们遵守相互约束的协议和共同的行为准则。事实上，我们生来就存在于一个既定的网络中，且在不断地加入到新的网络，不同的网络之间是彼此联系的，而这种网络之间的联系是通过沟通渠道来呈现的，尽管是否在网络间建立联系的决定可能是一种集体决策。最简单的沟通渠道是将两个人直接联系在一起，当然人们之间也有可能建立起间接的联系。比如，甲与乙之间建立了简单联系，乙与丙之间建立了简单联系，这样，甲就与丙之间建立了间接的联系。实际上，丙愿意与乙建立简单联系的一个原因，很有可能是他想与甲建立联系。

比如，在埃及开罗的哈利利可汗大市场，商人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密切的社会联系。当你向一家专营皮具商铺的店主咨询在哪里可以买到珠宝时，你会惊喜地发现，这个店主刚好与一家珠宝店的店主很熟识，或者他会亲自带你去卖珠宝的店铺，或者他也刚好售卖珠宝。同时，这家店主也会热情地帮你兑换零钱，因为他认识不远处那个兑换零钱的店铺的店主。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都是商人们的自发性行为。这样，整个市场就相当于是一个密切的社会网络，在网络中的人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社会联系，每个人都拥有自己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本。

特别地，一些社会网络和自发组织不仅能够服务于发起者的最初目的，而且随时时间的推移，也会服务于其他目的，从而为该组织中的人们带来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本。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美国的一个东部城市，很多房屋存在着严重的建筑质量问题，例如错误的管道系统、常常坏损的街道等。为此，居民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共同抗议房屋的建筑者，使得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事后这些自发组织却仍然存在，用于向政府反映和满足居民在其他方面的生活诉求。

在社会网络中，人际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般认为，积极参与合作的行为，能够提高人们彼此间进行合作的倾向，这有助于人们形成对其他人的乐观信念以及对自己的行为准则。那么，如果公民参与有助于形成信任与合作的话，在公民参与和合作倾向之间就应该存在一个正反馈机制。这种正反馈机制和协同效应将逐渐得到缓和，因为公民参与的边际成本将随着公民参与的提高而提高。另外，由于具有不同的经历和知识结构，不同的人和组织之间存在着差异，从而产生了“认知距离”。尽管“认知距离”的存在不利于不同的人和组织之间进行沟通和达成共识，但是，这反而给彼此提供了学习和了解的机会。因此，在社会网络中，应该存在一个最优的“认知距离”，这一距离既能让彼此相互理解和合作，又能带来学习和创新的可能。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社会资本相当于将不同的人和组织连接起来的桥梁。

进一步地，Gluckman（1967）将人际关系区分为单一关系和多重关系。在单一关系中，人们只是通过一种关系相联系，比如邻居、同事或合作伙伴等，而在多重关系中，人们之间相联系的关系不止一种，例如既是邻居又是同事关系。在多重关系中，某一种关系资源，例如信息，可以被更多的人所利用。比如，作为邻居的家长们可以交换和讨论他们孩子的信息。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可以利用自己在其他关系中的资源，来满足自己在特定关系中的需要。比如，甲在与乙的关系中需要承担某种责任，乙便可以利用甲的这一责任，对甲与丙的行为进行约束。

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的一个重要作用是作为获得信息的渠道。信息是人们采取行动的重要基础，但是获得信息是有成本的，它至少需要得到人们的关注。人们可以利用既有的社会关系来获得相关信息，以实现其行为目标，尽管该社会关系的存在最初并不以获得信息为目的。这里，社会关系的存在，可以为人们提供相关信息，其价值并不在于提供信用单据的多少，尽管信用单据能够使交易双方相互信任，并履行相关的义务和责任。Kata and Lazarsfeld（2006）考察了美国中西部地区一些城市中的妇女的行为。他们发现，尽管这些妇女对时尚很感兴趣，但却不愿意成为时尚的领导者，她们常常从熟识的朋友那里获取时尚信息。类似地，如果一个人对时事问题并不感兴趣，但是又不愿意错过当前的重大事件，那么他便可以从自己关注时事问题的朋友那里获得相关信息，而不需要自己去搜集所有的信息。

Putnam（1993）将社会网络区分为水平网络与垂直网络。水平的社会网络是信任与合作的社会网络，被认为是“公民共同体”，其特征是积极的、有公共精神的市民之间是平等的政治关系；而在垂直的社会网络中，存在的是权威与依附的垂直关系，成员之间是作为庇护与附庸、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而发生互动的，这样的社会生活是分裂和孤立的。因此，垂直的社会网络很难保持信任与合作，不管这个网络内部的联系是多么紧密，也不管它对其成员是多么重要。另外，与水平网络相比，垂直网络中的信息并不是那么可靠，因为网络中处于弱势地区的人往往拥有信息，但是由于担心被强势的上级所剥削和利用，因此那些维持信任与合作的行为准则也不太可能被普遍接受，而且对采取机会主义的人的惩罚也不太可能由下至上地执行，只有那些与网络中其他成员联系不是那么紧密的、鲁莽和无知的下属，才有可能对上级施行惩罚。

假定社会网络中的人们存在长期的经济关系，这些经济关系是通过信任与合作等社会准则来维持的，随着交易规模的扩大和市场的发展，网络外部将出现新的经济机会。在水平网络中，人们的地位和阶层是相对平等的。如果网络中的一个人发现了新的经济机会，那么其他人也非常有可能发现了这些机会，于是这些人就会重新协商和确定彼此间的经济关系。而在垂直的社会网络中，情况则有所不同。假设地位较低的下级，例如没有土地的劳动者，在新兴市场中发现了新的经济机会，非常可能的是，地位高级的、较强势的上级，例如地主或债权人，并没有发现这一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希望能够彼此间协商，但地主显然并不希望这样。根据科斯的理论，劳动者将给予地主一定的经济补偿，以打破与地主既有的、不平等的经济关系。但这就意味着这些贫穷的劳动者需要提前透支未来的收益，或者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来偿付，而这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尤其是尚在贫困国家的农村生活的劳动者来说基本上是不可行的。因此，一旦处于这样的垂直网络中，人们也很难做出改变。

1.创建网络

尽管所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都能够推动某种形式的社会资本的形成，但是，某些特定的社会结构对促进和实现某种特定形式的社会资本有着重要的作用。特别地，当某种社会关系能够给人们带来好处的时候，人们会有目的地创建和维持这种社会关系。比如，创建社会网络和沟通渠道就是形成信任的一种重要方式。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假定人际网络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上，网络是需要被创建的，而且网络的发起者在创建网络和寻找其他发起者的过程中，需要耗费一些资源，例如时间和精力。因此，在考察社会资本这一问题时，我们不仅需要考察社会网络形成的路径，还需要考察其形成的原因。另外，建立网络的成本与收益之间应该存在一个权衡，因为一般来看，人们之间的联系会随着彼此之间社会网络的增加而减少。比如，我们可能对朋友的朋友了解得多一些，而对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就了解得少一些，后者被认为是弱纽带联系。

当然，创建网络也存在一定的负外部性，这些外部性可能带来集体行动的低效。比如，即使是在网络内部，人们之间也有可能相互产生敌意。然而客观地讲，我们很难事先判断一个社会网络的优劣。正如建筑可能被闲置，湿地可能被滥用，社会网络也同样可能被闲置或者被运用于破坏经济发展。事实上，社会网络的优劣取决于网络内部成员之间的态度和信念，以及人们是如何运用这个网络的。

2.网络与市场

社会网络与一般意义上的市场是不同的，这两者间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外部性方面。社会网络是私人的，具体表现为网络中的成员都有自己的名字、身份认证和特征。在社会网络中，交易发生在彼此认识或者熟识的人之间。在市场中，交易是匿名的，正如“你的钱和我的钱是一样的”。而且，网络内部的交易准则与网络外部的市场交易准则也是不同的。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社会网络和市场共同组成的，而依社会和经济环境的不同，这两者之间的比例存在不同。

一方面，社会网络与市场是相互替代的，也被称为“挤出效应”，即特定的社会网络会妨碍市场的正常运行，甚至会阻碍市场的形成。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网络就成为经济发展的羁绊，而非助推力。正如在传统社会中，较强的纽带型社会资本，即建立在较强的血缘宗族联系之上的社会网络，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社会网络与市场也是互补的。社会网络中某一种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可能会对市场中的另一种商品产生重要影响。正如经济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公司内部的交易与市场中不同公司之间的交易是建立在不同的社会关系基础之上的。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种互补性也存在一定的好处。Powell（1990）和Powell and Brantley（1992）的研究发现，在竞争性的公司，例如在生化科技行业的公司，科研人员彼此之间仅分享特定方面的信息，而不会透露其他方面的信息，这样，在披露信息与保留信息之间就存在一个权衡。事实上，在这一博弈过程中的任一阶段，研究人员都会遵循默认的合作准则，即分享某些方面的信息，而拒绝透露其他方面的信息。如果一个研究人员违背了这一准则，比如，他拒绝披露本可以披露的信息，或者披露不该披露的信息或错误的信息，那么作为惩罚，他就不会从其他研究人员处得到任何相关信息。人们对这种披露信息，乃至对该社会网络的需求可以体现在公司地理位置的分布上，研发和科技公司往往聚集在同一地区，比如在美国加州的硅谷、北卡罗来纳州的金三角和我国北京的中关村等。这样的社会网络在促进信息分享的同时，甚至有助于市场的形成，且在某些情况下，这对市场的正常运行也至关重要。

3.网络与经济绩效

下面，借鉴Dasgupta（2009）对总生产函数的设定，来讨论社会网络及其行为是如何影响微观和宏观经济绩效的。一个简单的生产可能性的表达式为：

式中，Y是总产出，是由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决定的，其中，K是物质资本，主要指生产性资本，例如工厂、建筑、铁路、桥梁和机器等，在市场经济较发达的经济中，表现为分散的私有财产；在其他的经济中，可能表现为公共财产或共同所有的财产。，是总人力资本。L_j是个人j投入的劳动时间，其中j＝1，2，…。这里的劳动具有多种表现形式：比如，在市场经济中，劳动是用工资收入来体现的；在自给自足的经济中，劳动是用小范围的“家庭生产劳动”来体现的；还有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广泛存在的劳动合作社；等等。h_j是个人j的人力资本，包括受教育年限和健康水平等，这里暂不考虑个人j属于的社会网络。个人j的有效劳动投入为h_jL_j。在给定知识结构、制度安排和人际网络的情况下，总产出就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函数。F是总生产函数，是K和H的增函数，且为非负。A＞0，是全要素生产率，可以看作是包含产权制度在内的制度安排和公共知识的一个综合指数。不难看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A越大，即公共知识越多，制度安排越完善，总产出Y就越大。当然，如果其他条件不变，K、h_j，或L_j越大，Y也就越大。因此，等式（1-1）意味着，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转换为产出的技术性函数F与经济中的制度结构安排A，将共同对总产出产生影响。

接下来，考虑这样一种情况。假设在社区中人们之间的合作得到了加强，这将使整个经济从一个较差的相互信念的均衡过渡到一个较好的均衡，这种过渡将使经济资源在生产中得到更加有效的配置。那么，在等式（1-1）中，合作的加强是表现为A的提高，还是H的提高，或者A和H都提高？

问题的答案在于合作的加强所带来的网络外部性在多大程度上和公共产品相类似。如果外部性只局限于小的社团，也就是说，在小社团内部人们彼此合作，但几乎不会影响到其他外部人的行为，那么合作的加强就表现为小社团内部参与合作的人们的h_j的提高；如果外部性是全社会范围的，那么就表现为A的提高。当然，不管是通过哪一种机制，合作的加强都会带来Y的增加，尽管在数量上可能存在不同。同时，Y的增加，即总产出、工资、利润等的提高，很有可能使得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也会增加，而后者将带来更高水平的总产出和消费的增长，另外，如果收入中的固定比例被投资于健康，那么全社会的健康水平也会得到显著提高。

具体地，考虑两个自给自足的社区i＝（1，2）。在任一社区i中，成员都是同质的，社区i中每个人的人力资本为hi，这里的h_i不仅包含传统意义上的人力资本，例如教育水平和健康，还包括社会网络。L_i是社区i中的每个人的工作时间，N_i是社区i的人口数，K_i是社区i中的物质资本存量，那么社区i的总产出为：

在等式（1-2）中，社区中人们合作水平的提高，可以表现为A的提高、H的提高，或者这两者都提高。如果社区1中的合作水平高于社区2中的水平，那么有A₁＞A₂、h₁＞h₂，或者A₁＞A₂且h₁＞h₂。如果社区1和社区2拥有同样的人口数、物质资本存量和工作时长，那么社区1的总产出将大于社区2的总产出，即Y₁＞Y₂。这样，在控制K和L的情况下，一个社区中的合作能力A_i或h_i，与平均产出Y_i/N之间将存在正相关关系。正如Narayan and Pritchett（1997）对坦桑尼亚50个村庄的家庭支出和社会参与进行的考察发现，平均来看，在那些人们广泛参与公共事务和社会组织的村庄中，人均收入较高。他们强调，较高的社会参与能够带来较高的人均收入，而不是反过来。

下面，考虑一个不同的情况。假定在1900年，社区1和社区2在各方面的情形都相同，仅在合作水平方面存在差异，即A₁＞A₂，或者h₁＞h₂，或者A₁＞A₂且h₁＞h₂。自1900年之后，两个社区中的A_i和h_i保持不变，人口状况保持不变，对人力资本的净投资为零，但是人们每年都将总产出的固定比例s_k（s_k＞0）进行投资，用于对物质资本进行积累。那么，到2000年，很明显社区1应该具有较高的产出、工资、利润、消费和财富等。

需要指出的是，在以上的分析中，假设社区1和社区2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这意味着物质资本不可能在社区之间自由流动。由于社会网络是相对封闭的，因此不存在将这两者联系起来的市场，或者即使存在这样的市场，市场也不能够良好地运行，这将导致在不同的社区中，物质资本投资的回报率存在不同。很显然，这种相对封闭的社会网络的存在不利于市场的正常运行，故将阻碍经济的发展。而如果资本能够在社区之间自由流动，那么两个社区的总收益都将得到显著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