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与大楼

1931年12月3日，梅贻琦校长在就职典礼上讲话中“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成为广为传颂的经典名言。这句话言简意赅地揭示了大师对大学的重要性。近些年来，对大学种种不满，或者看到大学硬件建设，一些人总会拿这句话来批评。

实际上，在梅贻琦讲话中，大楼与大师本身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一体两面、有所侧重而已。如果过于望文生义，则对梅贻琦校长的这句话的丰富内涵往往理解不完整。我们先看看梅贻琦校长如何论述的：

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它的特殊地位，不使坠落。我所谓特殊地位，并不是说清华要享受什么特殊的权利，我的意思是要清华在学术的研究上，应该有特殊的成就，我希望清华在学术研究方面应向高深专精的方面去做。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清华的经济和环境，很可以实现这两种目的。所以我们要向这方面努力。有人往往拿量的发展，来估定教育费的经济与否，这是很有商量余地的。因为学术的造诣，是不能以数量计较的。我们要向高深研究的方向去做，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设备这一层，比较容易办到，我们只要有钱，而且肯把钱用在这方面，就不难办到。可是教授就难了。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的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智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但是这样的好教授，决不是一朝一夕所可罗致的。我们只有随时随地留意延揽而已。同时对于在校的教授，我们应该尊敬，这也是招致的一法。(1)

1932年9月14日开学典礼上，梅贻琦致辞：“凡一校精神所在，不仅仅在建筑设备方面之增加，而实在教授之得人。本校得有请好教授之机会，故能多聘好教授来校，这是我们非常可幸的事”，再次重申：“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可见，梅贻琦校长明确指出，高深研究必备的两个条件一是大楼、二是大师，二者不是非此即彼而是缺一不可。不过大楼是物质建设，有了经费和决心则容易办到。大师则难以延揽罗致。显然，梅贻琦校长肯定大师的同时，绝不是排斥大楼。此其一。

1934年机械工程系馆落成，梅贻琦讲话

其次，如何理解“大楼”？是否就是当下一般意义上的建筑的概念？还是有更丰富的内涵？揆诸当时观念，大楼不只是“楼堂馆所”建筑的含义。实际上，梅贻琦校长1932年的开学典礼致辞已经揭示了大楼的内涵，那就是“建筑及设备等方面”。这是“大楼”完整的内涵。1934年，梅贻琦在《五年来清华发展之概况》一文中，再次丰富了“大楼”的内涵。梅贻琦写道：“吾人常言：大学之良窳，几全系于师资与设备之充实与否；而师资为尤要。”“师资与设备为大学之两大要素。”对于设备的充实，梅贻琦认为：“第一，为校址之扩充。……第二，为建筑物之增加。……第三，为图书仪器之添置。”(2)显然，大楼不仅仅是建筑和图书仪器，还有空间的扩展。1936年4月25日，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在就职典礼上也明确表示：“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设备和校舍建筑。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竺可桢的表述与梅贻琦不同，但实质内容完全一致。可见，在当时，与“教授”“大师”并称的是“大楼”的含义就是“建筑及设备”“图书仪器设备和校舍建筑”等。因此，以现在的观念狭义地去理解梅贻琦校长口中的“大楼”，必然产生误解。从而对“大楼”与“大师”关系也产生误解。

更进一步，仅认识到建筑和设备是办好大学的必需仍然不够。罗家伦认为，一切的近代研究需要设备，设备最重要的两个方面是仪器与图书。他反对只停留在物质层面去理解大楼，即只盖楼、只追求外表的华丽而不注重学术研究，强调要赋予建筑学术的灵魂。只有这样，大楼才是有生命的东西。罗家伦认为：

办一好大学，光是盖几所大房子决不够（但这种观念在中国很通行，在西洋也有时难免）；实则，建筑物不过是死的躯壳，应当有学术的灵魂在内，才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宿舍不是给不读书不求学的学生作旅馆，而是为好学的、为学术、为民族、为人类造福的研究者的栖息的地方；生物馆不是要供游览、壮观瞻，而是希望于其中能产生Darwin，或是Huxley，或是Mendal，或是Weismann出来。如果有人只是以添盖几所房子为荣，而不计及其学术的灵魂，那末，对于此种事业，简直是一种侮辱。(3)

罗家伦在清华极力减少行政费用，增加设备费。他不仅盖了生物馆、气象台和新图书馆，还规定至少要拿出每年预算的20%来购置图书仪器，做清华设备上永久的基础。到了梅贻琦校长时期，清华大学又陆续修建了化学馆、机械工程系馆、电机工程馆、水利实验馆、气象台等，购置了先进的设备，继续扩充图书资料，极大地改善了学校办学条件，为1930年代清华大学迅速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历史证明，大楼和大师是相辅相成，绝不是对立的。因而，大楼建设是大学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至于大师，实际上重视大师是清华一贯的传统。师资是办好学校的第一要务，也是建设一流大学的必要条件。1922年曹云祥长校之初，即明白宣示：“以后教授之选择，最应注意。”强调“罗致人才，务求高明”。曹云祥聘请教师，摒除门户之见，唯才是举。他说：“教授同人，又复人擅绝学，家竞师承，一若其所流连向慕之哥伦比亚、哈佛、麻省理工、西点、约翰霍坚斯、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可悉移植于清华焉。”

1928年罗家伦出长清华大学后，不拘一格，摒弃门户之见，淘汰不合格教师，积极延聘名师。他认为，办好一个大学，最重要的就是要教授得人。“余聘教授，毫无门户之见，概以学术标准为衡”。“为青年择师，必须破除一切情面，一切顾虑，以至公至正之心。凭着学术的标准去执行”。这些思想，都贯彻在罗家伦的办学实践之中。梅贻琦任校长后，更是说出了“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名言。

重视大师是清华的传统，但绝不仅是清华传统。实际上，这是每一所大学校长的共识。1918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明确表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1936年4月25日，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在就职典礼上明确表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如果我们回顾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等诸多学校历史，无不留下蔡元培、郭秉文、罗家伦、竺可桢等校长积极延揽名师的佳话，学校也得以发展迅速。不过梅贻琦校长“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教育史上的经典名言，集中体现了这个卓越的教育家群体的共识而被广为传颂。

(1)《就职演说》，刘述礼、黄延复编：《梅贻琦教育论著选》，第10页。

(2)梅贻琦：《五年来清华发展之概况》，《清华周刊》向导专号，1936年6月27日，第2～3页。

(3)罗家伦：《清华大学之过去与现在》，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二（上），第2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