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北美能源局势变化与中国的对策思考
（一）审慎评估使北美能源自主程度提高的国际能源地缘政治影响
就像本文所回顾的，基于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中的能源贸易安排，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已经有了近20年的合作，努力在动荡的国际能源格局中做到“独善其身”。如果美国自产油气的增长趋势能持续下去，将对国际能源的地缘政治产生重大影响。若促成美国加大境内油气资源开发力度的一个重要外部诱因是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以来中东地区的持续动荡，那么，美国（乃至整个北美地区）对中东油气依赖程度的降低，对中东油气未来的供应，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在国内外有关美国的中东政策研究中，将“为石油而战”看成是美国中东政策最重要的基石，几乎是无可争辩的结论。其实，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国家对中东的军事行为不同的是，美国所从事的石油战争行为并不是为了直接占领油田而归为己有，不是为了将某个中东国家从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也不是为了给当地的人民创造政治自由的空间。美国军事行为的显著特点是建立对美国友好的国家政权。尽管获得中东油气是广义上的战略目的，但美国的军事行动并不是为了保障中东石油必须流进美国市场。通过战争实现国际油价的稳定（并不一定是低油价）并维护中东亲美政权不被推翻是美国的中东战略政策的核心。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对中东地区的军事卷入，美国之所以无法脱身，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从政治、外交层面支持，在军事层面武装国内执政基础脆弱的政权。美国向中东国家出售武器，使得该地区国家依赖军事手段应对重复出现的内部和外部政权威胁。地区国家的执政阶层因此卷入一场旷持日久的内政和外交战。换言之，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卷入，反而强化了产油国和该地区局势的不稳定[20]。
卡特总统将中东油气定位为美国“核心利益”的逻辑，似乎难以继续成立。但是，我们在观察未来美国在中东的卷入程度时，有必要观察三大因素：一是石油，二是宗教，三是军事设施的利用。这三个因素相互交织，每一个都具有结构性。若将美国在中东的行为定格在仅仅是“为石油而战”，则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宗教因素指的是支持和维持中东各国政权中的世俗力量不被激进的伊斯兰力量所取代，在犹太教与伊斯兰教之间出现矛盾时，坚定地站在犹太教这一边，当然也少不了保护并扩大中东社会的基督教力量的努力。虽然在教义上基督教与犹太教既有交叉也有区别，“在当今现实生活中，两种宗教经过美国本土化以后，相互靠拢，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基督新教徒们认为犹太教是其宗教的前身。这是美国社会所推崇的‘犹太教——基督新教传统’产生的前提。这种宗教上的强烈认同，奠定了占美国总人口90%的基督徒对以色列的支持基础”[21]。
在宗教因素的驱使下，不管是美国的犹太人还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基督徒，都从对犹太教的认同发展到对犹太民族的认同，进而发展到对以色列国家的认同。这种社会基础使得美国的中东政策高度受到以色列的作为的影响。尽管以色列政府处理其对中东产油国关系的作为并不见得有利于中东地区的稳定，但是，美国政府并没有撇开以色列的偏好而处理中东事务的选择。
至于军事设施因素，指的是美国在中东部署军事力量，既有维持在当地的军事威慑力的一面，也有将中东作为向地区外投放军事力量的安排这一面，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对抗，冷战后攻打、占领阿富汗，没有在中东的军事存在，是不可能完成的。
从结构性因素而言，军事基地是美国在中东维护海外利益的重要工具，具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和军事威慑意义。当然，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是一把双刃剑，它既维护了美国的战略和安全利益，又成为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矛盾的焦点之一[22]。正因为如此，结合本节前文所述，美国并没有因为自身从中东进口石油的比例在下降而撤出中东的选择，其军事力量的存在，会有所调整，但减弱卷入中东局势变化的选项是不存在的。
总而言之，中东地区不存在美国留下的“真空”由谁去填补的问题。未来美国从中东进口石油在量上的变化，不足以导致美国的中东政策不再受产油国或以色列的政策偏好“绑架”的问题。也就是说，未来中国获取中东油气资源所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性因素，看不出发生了或者将会出现本质性的变化。
（二）通过贸易机制建设应对中国稳定中东油气努力中的美国因素
伊朗与美国及其欧洲盟友间外交关系的长期紧张局面，近年来不但没有缓解的迹象，反而出现了对峙升级，走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也似乎在增加。中国从伊朗进口油气的努力，因为奥巴马政府步步升级的对伊制裁措施，而受到日益直接的影响。2012年6月，美国国务院宣布，因为中国在同年头六个月削减了从伊朗的原油进口，美国政府决定给予中国为期六个月的制裁豁免。这是迄今美国对伊朗的单方面政策直接影响中国油气进口稳定的实例。
一方面，美国援引其国内法规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油气和其他经贸公司实施制裁，违反了国际关系准则；另一方面，可以预见的是，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矛盾将是一个长期现实。来自美国的对中国与伊朗能源贸易的压力，不会因为我们对美国政府行为的价值判断而减轻。
就保护中国自身的中东油气进口利益而言，我们有必要在继续避免因进口伊朗石油而与美国出现大面积冲突的同时，为长期性地降低进口途径的不稳定性而从事进口机制建设。过去30多年的经历告诉我们，中国市场的消费能力是获得境外油气的最有力的保障。未来的决定性因素，依然主要是中国市场的消费需求在全球油气市场中的变化态势。也就是说，我国有必要走出因伊朗（或者其他的出口国）或者美国认定我国不得不维持既有的油气进口水平稳定而将我国双面外交绑架的尴尬局面。
通过加快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等上下游一体化建设等措施，我们有条件提高境外油气供应的稳定性。至今，中国与中东的石油合作尚不具结构性，一个原因在于我国油气产业的下游市场开放程度有限。只有全面依靠本国的国有能源公司才能保障中国的油气进口稳定的思维根深蒂固。其实，美国允许委内瑞拉在美国境内建设石油储备、炼化、销售一条龙服务，以此来锁定委内瑞拉的石油供应。除了北美自由贸易安排中的能源关系安排之外，这是一个很好的启发。事实上，上下游一体化，也是全球国家石油公司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因为这种一体化有利于资源出口国保障其出口稳定[23]。
建设好长期稳定的油气进口机制，还要求我国加快建设对来自多个源头、不同品质的油品的加工能力。将政府的职责定格为对油品质量的监管、督促油品质量的不断提高，而不是油品提供商的国籍或所有制形式。
总而言之，应对类似从伊朗的油气进口受到来自第三方（美国）的外交干预的挑战，中国应提高自身可控能力，建设与石油出口国在公司稳定运营、盈利的基础上的稳定机制。如果停留在选择短期性、机会性的应对，则于事无补，不利于减少未来的摩擦。
（三）努力拓宽中国与北美国家能源合作的领域
中国与北美三国在能源领域的互动，从结构性态势而言，呈现以下几个特点：①源自美国的能源合作动议，自两国建交以来，便不包括如何促进两国市场间的能源产品贸易。美国政府支持的两国间能源合作项目，主旨是两个：促进两国能源企业在非化石能源领域的互动；支持美国油气企业进入中国的油气开发市场，提供设备和技术服务，在获得公司层面的效益的同时减轻中国对国际油气供应的压力。②加拿大在近年才开始努力开拓与中国在能源领域的联系，而且，加方的兴趣重点是促成中国的油气企业加大参与油砂等非常规油气的开发。③墨西哥与中国在能源领域的互动程度，历史上不高，未来也难见大幅提高的可能。
争议不断，就动态性态势而言，是近年中国与美国在能源领域互动的又一个突出特点。前文所述的美国干预伊朗与中国之间的能源贸易问题属于国际层面的外交斗争，中国需要从平衡与美国和伊朗的长期外交关系的角度审慎判断每一个斗争环境的选择。在中美双边领域，涉及能源互动的摩擦，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类。
第一，中国的油气企业试图收购美国的油气公司受到政治阻挠。突出的实例是2005年中国海洋石油公司并购加州优尼科油气公司的要约不得不选择放弃。进入美国从事能源资产并购，未来将依然受到美国政治以及美国同业公司对竞争态势的影响。
第二，美国多次对中国出口的风电、太阳能光伏发电设备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由于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中，中国还没有获得“市场经济”定位，在类似的贸易争端解决过程中，中方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
针对类似争议，中国有必要把个别项目所涉及的问题与未来争端解决机制的建设结合起来。减少因向美国的油气资产发起跨国并购所引发的政治阻力，加快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谈判，努力促成协定在双方立法机构的批准，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途径。鉴于向美国出口的可再生能源生产设备受到“双反”调查的问题，如何确保2016年中国被接受为“市场经济”的安排不出现曲折，是我们目前应当努力的方向。
此外，对中国而言，不论中美之间围绕可再生能源设备的贸易纠纷如何频繁，努力通过包括吸引国外的可再生能源企业参与我国推广可再生能源利用在内的措施，推动这一类设备在中国的应用，也应是我国政策选择的重点。毕竟，外企和外资参与这一领域的竞争，有利于提高我国能源供应的自主程度。
对中国而言，北美地区能源自主供应程度的提高，就保障未来的境外能源供应安全而言，最为重要的挑战是如何突破美国既定的双边能源合作局限，将拓展中美之间、中加之间能源商品贸易渠道纳入与北美的能源合作中。在北美地区自身化石能源供应保障提高的情形下，中国利用美国能源的美方物质基础是存在的。我们也应看到美国能源政策中的市场机制以及有商业利益者游说美方调整战略思维的力量。如果中美之间在煤炭、天然气、石油等战略性商品贸易领域的相互依存度能够提高，将有利于实现中美两个大国走出全面战略竞争的历史宿命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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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一个国家的油气资源评估，受勘探技术因素的影响，是一个变量。本节所用数据，来自张建华：《加拿大石油资源现状和未来发展分析》，《当代石油石化》2009年第3期，第13～18页。
[12] 黄婧：《加拿大能源法律制度构建》，《环境经济》2012年第1～2期，第76～80页。
[13] 陈小石：《加拿大石油管道行走在悬崖边上》，《中国石化报》2011年6月24日第8版。
[14] 于欢（编译）《加拿大：油砂之痛何时休》，《中国能源报》2010年10月18日第8版。
[15] John M.Broder and Dan Frosch，“Rejecting Pipeline Proposal，Obama Blames Congress，” New York Times，January 18，2012.
[16] Jackie Calmes，“In Oklahoma，Obama Declares Pipeline Support，” New York Times，March 22，2012.
[17] 本节的写作，主要参考了宋玉春《墨西哥石油大国地位渐行渐远》，《中国石化》2005年第9期，第34～35页；谌园庭：《墨西哥石油公司改革及前景》，《拉丁美洲研究》2011年第1期，第65～68页。
[18] The Future of Oil in Mexico，James Baker III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and Oxford University，April 29，2011.http：//bakerinstitute.org/publications/EF-pub-BarnesBilateral-04292011.pdf.
[19] John M.Broder and Clifford Krausss，“U.S.in Accord with Mexico on Drilling，” New York Times，February 20，2012.
[20] Toby Craig Jones，“America，Oil and War in the Middle East，”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June 2012，p.208-218.
[21] 沈文辉：《从宗教视角透视冷战后美国中东政策的悖论》，《阿拉伯世界研究》2009年第5期，第18页。
[22] 邓海鹏：《冷战后美国在中东军事基地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23] 吕建中、戴家权、陈蕊：《国家石油公司上下游一体化的内因及影响》，《国际石油经济》2007年第11期，第22～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