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北美三国的能源情势变化概观
（一）美国露出走向“能源独立”的迹象
针对有关美国能源市场的研究，国内学术界和产业界已经做了多年持续的努力，成果相当丰富。本节集中讨论在国内已经引起广泛关注的美国“能源独立”的话题。
所谓美国是否在走向“能源独立”，首要指标是美国满足其能源消费需求中石油进口成分的变化。在截至2011年8月底的12个月中，其成品油在60年后第一次出现出口大于进口的局面。同期，石油净进口量占美国国内需求的比例降至46%。与此同时，天然气净进口量占美国国内消费量的比例在同一时间段回落至9%以下。作为历史对比，1973年在阿拉伯世界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实行石油禁运时，石油净进口量占美国国内需求的比例为35%。七年后，这一比例上升至37%。到2005年时，这一比例已达到60%。1973年，进口天然气占美国消费总量的比例为4%，之后在2007年达到16%以上的最高点。
从事实层面看，这些变化显然没有意味着美国实现了能源自给自足，甚至可以说它离自给自足的愿景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那么，国内外媒体和能源行业为什么在讨论美国“能源独立”这个话题呢？
近年美国境内非常规天然气生产的异军突起，是导致乐观预测的首要诱因。2011年4月5日，美国能源信息署（EIA）公布了其对全球页岩气资源的初步评估结果。结果显示，全球14个地理区域（除美国外）、48个页岩气盆地、70个页岩气储层、32个国家的页岩气技术可采资源量为163万亿立方米，加上美国本土的24万亿立方米，全球总的页岩气技术可采资源量升至187万亿立方米。
相对于石油，天然气是更符合环保要求的清洁能源。用于供暖或工业时，同热值的天然气二氧化碳（CO2）排放比石油少25%～30%，比煤炭少40%～50%；用于发电，天然气CO2排放比煤炭少60%。天然气在世界能源结构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世界能源消费正全速进入“能源气体化”时代。流行的估计认为，到2030年天然气在世界一次能源结构中所占比例将从当前的23.8%提高到28%，超过石油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7]。
如果说美国的天然气革命在美国乃至北美三国化石能源的国际贸易中推动“独立”的话，其可能性将出现在液化天然气领域。至今，管道天然气是三国间贸易的唯一途径。未来，基于能源贸易基础设施对贸易途径所产生的惯性，管道也将继续是最重要的途径。2011年，三国从NAFTA地区外都有少量的液化天然气（LNG）进口（见表1-14）。与同年三国间通过管道贸易的天然气量相比，LNG对各国需求总量的贡献，所占的比例都很低（见表1-15）。
表1-14 2011年北美三国的液化天然气（LNG）进口来源
表1-15 2011年北美三国间管道天然气贸易
在以页岩气为代表的非常规天然气开采中，美国在开采设备、开采技术、科技研发能力方面的全球领先地位推动了国内能源研究界关注美国“能源独立”——油气的自给自足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美国对外能源政策变化的影响的讨论。一方面，更为严肃的观察者认为：①美国能源独立构想的实质是通过节能和发展替代能源，减少石油的对外依赖；②美国的社会节能效果不理想，但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对节能的贡献较大；③替代能源相关政策并不仅仅是出于能源安全的考虑，而是着眼于美国的整体经济利益[8]。也就是说，即便是对美国而言，为了“独立”而摆脱对进口油气的依赖也是不符合逻辑的。另一方面，基于整体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中国学者们关注美国自身“能源独立”对世界油气格局的影响，也不无道理。
（二）用“能源自主”来表述美国能源态势更为确切
“能源独立”一词，英文原文是Energy Independence。这不是一个新名词，作为一个政治口号，它最早出现在尼克松政府时期；卡特政府一度将它作为国家能源政策的目标。此后一直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话题[9]。如今，一方面奥巴马政府在其能源政策中重提这个口号；另一方面，在2011年，美国又一次实现了原油和油品出口的总量大于进口。数十年的愿景，似乎终于触手可及。
其实，将Energy Independence翻译成“能源独立”并不准确。作为一个政治口号，Energy Independence的出现，与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对进口石油，特别是源自欧佩克成员国的石油占进口总量的比例直接对应。1973的阿拉伯石油禁运，对美国的进口安全造成了直接冲击。从国际能源政治的角度，它表达的是对当时国际石油生产、贸易高度集中（卡特尔化）取向的反应。“摆脱对进口石油的依赖”（Ridding of Dependence on Imported Oil），是实现这个愿景的诸种政策取向中最有政治号召力的途径。
“能源独立”表述的事实基础是一个国家能源总量的供需平衡态势中国内生产成分所占的比例。自产成分越高，“独立”的程度也就越高。最高境界当然是完全自给自足。但是，作为一种大宗商品，其经营并没有（也不能）循着国家追求能源独立的意识形态的指引而变化。换言之，从能源经济学的角度看，自给率是一个市场要素配置的结果，并不存在越高越好的逻辑。
将Energy Independence翻译成“能源自主”更为适切。就像Bruce Tonn等所做的归纳所列，在美国，关于如何处理美国能源供需状况变化的讨论，大致可以分为七大类思潮[10]。
第一，成本底线。以加工业利益诉求为代表，该理念期望看到国家层面的低价格能源供应。能源是工业生产的要素之一。消费能源价格的高企，侵蚀了技术要素所释放的加工品（国内和国际销售）的竞争力。在美国的产业工人平均工资高于其国际竞争者的情形下，能源价格的高企，则是雪上加霜。在这个诉求下，对源自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程度或者整体能源进口情势的顾虑，至多仅处于次要地位。
第二，投资创业。以开发资本市场利益诉求为代表，该理念力主通过美国市场独有的资本配置能力应对美国的能源问题。在期货和现货交易市场上，能源和能源产品是重要的载体，也是带动其他产品价格变化的源头，所以是吸纳资本投入的强劲选项。而新技术——包括传统能源的开采、加工、贸易，尤其是新能源开发所需的技术创新，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与此同时，通过资本市场的国际化，美国可以吸纳全球资本的参与，吸纳资金贡献，分担投资损失风险。
第三，环境保护。以生态、环境保护利益为代表，该理念下追求的主要目标是如何保护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生态和人居环境，包括对在整体经济竞争中处于弱势的贫困和少数族裔的权益关注。随着20世纪90年代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关注在全球铺开，该理念找到了又一个吸引政策和资金投入的公益事业动力。需要指出的是，该理念下，对化石能源开采和消费的指责，并不意味着它就排斥创新。环保主义运动所推导的力量中，就包括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
第四，个人利益。以消费者利益诉求为代表，首要关注的是维持美国民众的高水平生活质量不因能源政策目标的追求而受到负面影响。该理念所力推的能源状况演变指标是能源价格的走高是否在可承受（Affordable）的范围。因为美国的选举周期短，个人利益诉求，对影响政府的能源结构调整政策的有效性具有举足轻重、立竿见影式的影响力。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个人利益诉求并不意味着追求能源价格的持续走低。为节能环保而支付更高的化石能源价格，也是消费理念的一部分。
第五，政治运作。以立法和行政系统追求政府在能源政策演变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目的为代表，一个共通性的认知是在执行国家能源政策过程中必须满足来自社会各方尽可能多的——在本质上很可能是互不调和的——利益诉求。联邦制意味着这个政治运作过程涉及宪法所规定的联邦和州政府间的权限博弈。此外，广义上的政府能源政策还受到党派利益和选举政治的影响。国际经济与政治情势变化给国内政策调整造成的紧迫程度，是另一个政治运作的动因。事实上，政治运作中以不同利益间的最小公约数为最终妥协。所以，尽管从能源的物理禀赋而言，美国有独立于世界能源市场的基础，但是，一次又一次的“能源危机”并没有使美国摆脱对进口能源的依赖。
第六，技术应对。以科技创新力量的利益诉求为代表，这种理念主张通过大规模技术突破来实现能源供应自给和保护环境（包括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双重愿景。显而易见的是，技术应对理念与环境保护和投资创业理念之间有着本质上的共通性。一个有启发性的现象是：在能源科技领域，不论有没有“能源危机”，也不论能源价格变化趋势是在走高还是在走低，美国一直在全球范围内起领头羊的作用。跨国合作有利于美国公司扩大其技术的应用范围，把握技术创新中自身的领导作用，并分担技术开发失败的经济风险。
第七，本国优先。以较为抽象但又不可否定的“国家利益”诉求为代表，该理念涵盖多层次内容。美国在全球能源消费中所占的高比例、维持美国经济和生活方式的人均能源使用量（全球最高）都不是问题。如果需要通过投入军事力量以保障能源供应源源不断地流进美国，那也是可以接受的选择。同时，新能源、新技术，特别是有利于提高美国军事行动灵活程度的能源和技术，也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受到政策和资金的支持选项。也就是说，本国优先并不排斥与境外力量的关联，而是包括美国积极卷入全球能源贸易、军事用能、能源科技领域的选项。
之所以引用上列美国学者对美国能源供需状况应对的观察，首先是因为有必要提醒我们自己：美国的能源政策，从利益集团游说、学术和决策论证、政府决策到实施、反馈，再到政策调整，是一个不同的利益和理念之间竞争性磨合——相互牵制、相互妥协——的过程。就像其他领域的公共政策课题一样，能源决策的开放性意味着这个过程中充满变数。
我们往往倾向于预设一个观察美国能源政策的立场，即这个国家在能源领域的行为，基于一个“顶层设计”（其中包括能源自给自足），其他环节都是由这个设计而派生的。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本国优先”的理念更能引起我们的注意。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美国的能源政策演变并不存在一个高度理性、安排周密、步调一致的系统。作为美国公共政策的动力，境外油气资源供应的不稳定、国内终端能源价格走高的“能源危机”，是各种利益诉求为试图推动自身利益得到拓展的一次机遇。每一次“危机”都为能源政策变革提供了紧迫性。但在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应对过程中，国内不同利益和主张之间的磨合具有结构性特征。简而言之，“能源独立”这一表述中的“自给自足”成分，不适合用来归纳美国能源政策演变的过程和动力。
（三）加拿大能源情势新发展
一方面，加拿大拥有相当丰富的石油资源，是世界最大的原油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据美国出版的《油气杂志》统计，截至2008年年底，加拿大探明石油储量为1781亿桶，在全球范围内仅次于沙特，占西半球石油总储量的53%，约占世界已探明总储量的13.3%。在加拿大的石油储量中，仅有50亿～60亿桶为常规储量，主要位于阿尔伯塔省、萨斯喀彻温省及纽芬兰-拉布拉多省海上地区。而其余97%以上均为油砂，几乎全部位于阿尔伯塔省，该地是世界最大的油砂储藏地，几乎占全球探明油砂总储量的80%。使用现有技术，可以提取出1730亿桶原油。按2007年加拿大油砂合成原油及沥青油总产量4.38亿桶计算，其油砂资源可开采395年。如果将这些储量都加以应用，这些油砂可以满足加拿大未来250年内对石油产品的消费需求[11]。
另一方面，加拿大的能源开发政策，并没有将维持油气产量的不断提高作为核心追求。加拿大政府依法对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实行监管，先后制定了多项法律法规，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能源法律体系。其能源法律体系是由联邦通过的能源相关法律、法规、法令、指导原则、指导意见和省政府制定的能源法律法规以及不成文判例等共同组成的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在这个法律体系下，化石能源开发的进度，受政府对国家的能源效率、能源研究与开发、能源生态补偿、能源储备、能源安全、能源标识等各领域的能源经济和行政制度限制[12]。
从能源地质的情形看，加拿大石油生产主要有3个来源：西部沉积盆地、阿尔伯塔省北部的油砂储藏及大西洋海上油田。常规原油由陆上和海上油田生产，油砂则主要在阿尔伯塔省生产。多年来，加拿大的石油开发和生产一直立足于西部沉积盆地，即阿尔伯塔省的大部分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萨斯喀彻温省、马尼托巴省及西北诸领地的部分地区，在过去60多年中一直是加拿大石油生产的主要来源，并使加拿大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中期的石油产量稳步增加，成为最重要的欧佩克产油国之一。但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些地区的许多油田由于已开采多年，其产量开始递减，曾导致加拿大石油总产量一度下降。
专家们相信沿太平洋海岸也有很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但是，由于联邦政府对太平洋地区海上石油活动的限制，至今还没有动产。
另外，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北冰洋冰层变薄，北极地区航运价值凸显，加之丰富的油气资源，加拿大与英国、美国、丹麦和俄罗斯五国围绕北极主权展开了激烈争夺。2008年8月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称，加政府计划5年内投资1亿美元，绘制加拿大北部能源和矿藏地图，力图在北极地区的油气资源利用上占得先机。
现在，在加拿大已探明的石油资源中，大部分都是阿尔伯塔省的油砂，探明储量约1730亿桶。石油砂是一种沥青、沙、富矿黏土和水的高度黏稠混合物。与常规石油相比，石油砂开采无论是技术难度还是成本都很高。不过，随着近些年来石油价格的不断攀升以及开采、精炼技术的改进，加拿大石油砂的年产量从2000年的3000万吨迅速提高到2010年的7400万吨。根据加拿大石油生产协会的最新预测，该国2025年的石油砂产量将高达1.9亿吨。加拿大的油砂储区面积约14万平方千米，目前大约仅有500平方千米的土地上有采矿活动。
总体来看，加拿大的能源生产能力在提高。加拿大油砂产量占石油总产量的份额将稳步提高。乐观的估计，加拿大油砂有可能在未来取代沙特石油成为全球原油市场上最大的供应来源。对中国和其他的亚洲天然气进口国而言，由于全部探明的油砂储量和加拿大西部沉积岩盆地的大部分地区位于阿尔伯塔省，因此该省在加拿大石油产量中所占份额最大。那么，加拿大未来新增天然气生产，能否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的进口提供新的机遇，才是更具直接意义的话题。
（四）加拿大与美国能源关系的发展：Keystone管线案例
目前几乎所有国际石油公司都在投资油砂项目，加拿大每年向美国出口的石油中有一半源自油砂。通过管道将油砂运送到美国市场提炼并销售是加拿大能源公司的选项，既能保障经济性，又能保障出口需求的安全性。2010年6月泛加拿大公司（TransCanada）铺设的Keystone 1号管道建成。这条管道横跨美国中西部农业区各州，贯通南北达科他州至伊利诺斯州，每日从加拿大向美国输送原油59.1万桶，以此来满足美国市场需求。
2011年，泛加拿大公司向美国联邦政府申请批准继续扩张这条管道网络，扩张后的管道网络被命名为Keystone XL。根据设计，Keystone XL管道沿着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往东南延伸，直至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并最终到达得克萨斯州。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这项工程将为管线建设沿线地区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增加地方的财政收入。根据泛加拿大公司的测算，这个管道项目在其两年的建设周期中可创造1.3万个工作机会，通过这条管道运送的资源则可为美国带来200亿美元的经济效益。同时，与委内瑞拉、沙特等向美国出口石油的大户相比，加拿大石油供应的稳定性，从地理上和政治上都有利于美国的能源安全。
但就在Keystone XL管线审批的过程中，美国国内出现了是否进口更多产自油砂的石油的争论。出现争论的重要社会背景之一是2010年4月由BP公司经营的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处海上钻井平台爆炸，造成11人失踪。爆炸后不久该钻井平台沉没，泄漏了大量原油，墨西哥湾浮油面积一天内扩大至少两倍。墨西哥湾原油泄漏事件引起了全球性关注，BP公司堵住泄漏源头的努力，也得到了众多国家的能源公司的支持。到2010年7月15日，英国石油公司宣布，新的控油装置已成功罩住水下漏油点，“再无原油流入墨西哥湾”。
此外，既有的Keystone 1管道，在2010年5月，被美国的管道安全检测部监测出两次重大泄漏，并因此发布了继续运营的禁令。第一次泄漏地段在北达科他州的萨金特县，共计400余桶；第二次发生在堪萨斯州多尼芬县的一个抽水站附近，共有10桶原油泄漏渗入土壤之中。根据监管方的判断，禁令源自对“油管周围的居住区、水质、公路、高风险区域、输油管道对环境的危害程度”等一系列因素进行综合判断[13]。
禁令的具体内容之一是泛加拿大公司在90天时间内，向美国的监管部门提交可行的工作计划，来补救和解决管道泄漏之后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该管道沿线的其他地区也同样存在泄漏隐患。
但是，作为一个能源政策话题，围绕新的管线要不要获得批准建设，在美国政府内产生了争论。一般而言，在“本国优先”的理念下，环境保护是技术性问题，而国家能源安全则是原则性问题。放在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等地从事十多年的战争，中东产油地区的不稳定忧虑依旧存在的国家安全背景下，进一步稳定来自加拿大的油气供应，从逻辑上讲，应处于首位。
部分围绕Keystone项目的争论正好遇上美国大选，美国的国会政客选择了支持环保团体，苛刻对待管线延伸项目的审批。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主席亨利·A.韦克斯曼等一些议员均认为Keystone管道项目正在将“大把金钱浪费在肮脏的能源之上”。美国国会内部反对这个项目的议员已经超过50%，而美国环保署（EPA）也将该项目的环保评级定为“差”。美国能源部也站出来质疑这个管道“是否有存在的必要”。美国自然资源委员会甚至认为，如果这条管道在美国获批，将成为“奥巴马政府为美国留下的一个悲剧”[14]。
2012年初，奥巴马总统临时性地冻结了Keystone XL管线的申请[15]。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最高行政长官在国家能源供应安全和环境安全之间做出了倒向后一部分力量的选择。事实上，就在同年3月，奥巴马对加快审批通过立项表示支持[16]。
能源出口去向单一——99%输往美国——是加拿大能源市场的典型特征。受金融危机下美国需求增长放缓、美国自产能源量上升等因素的驱动，加拿大近年开始努力开拓美国以外的出口市场。亚洲地区，包括中国、日本、韩国等主要经济体都高度依赖进口油气以满足消费。所以，加拿大在努力从事基础设施建设，为向亚洲出口做准备。
例如，2011年年底，加拿大西海岸已在建设3个天然气液化和出口基地，预计在5年内完成。加拿大当前的天然气产量为142亿立方米/天，随着页岩气开采力度的加大，新增产量可达45亿～60亿立方米/天。加拿大页岩区天然气储量估计为1300万亿立方米，足以满足本国未来100～200年的需求。加拿大的油气出口前景看好。
总体看，对加拿大而言，减少对美国能源市场的依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能源经济问题。前述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安排下，加拿大优先满足美国能源市场需求的安排没有变。“美国优先”的理念，在加拿大未来油气出口中，将依然起主导性的作用。当然，加拿大在管理其油气对外出口的过程中，全球市场动态的力量也在起作用。换言之，如何把握从加拿大进口油气所无法避开的地缘政治因素，是一个有长期现实意义的挑战。
（五）墨西哥抑或在未来十年内变为油气净进口国
以1938年设立墨西哥石油公司为标志，能源产业国有化长期是墨西哥能源经济的特点。国有石油公司控制着全国石油的勘探、开采、生产和销售全过程，同时其销售收入一度为国库提供了1/3的资金，在墨西哥国民经济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历史上，墨西哥石油公司经营管理的特点是国家高度集中的垄断式行业管理。政府部门对公司进行较多的行政干预，对资金的分配、产品价格、出口数量、利润上缴比例等都加以严格控制。20世纪80年代，墨西哥石油公司的收入大部分上缴国库用于还债，企业自有资金及留利很少，影响了自身经营的发展，加之政府大幅削减对石油工业的投资和本身经营管理不善，企业利润从1985年开始大幅度下降，到1989年几乎降到了石油繁荣前的水平。
基于此，墨西哥石油公司曾经在1992年接受过一次重大改革，为石油产业的发展注入活力。2000年国家行动党上台执政，福克斯政府在2003年试图推动能源改革，建议修改法规，让私人公司进入天然气开采、生产和石油提炼等领域，但该计划遭到议会的反对而搁浅。此后，墨西哥的石油工业面临一系列的结构性挑战。
第一，进入21世纪，墨西哥呈现石油产量和储量双双下降的局面。墨西哥石油公司原油产量在2004年达到最高水平后出现“二战”以来最大幅度的下降。位于墨西哥湾的坎塔雷尔油田原油日均产量占全国产量的2/3，由于投资不足存在严重老化问题，自2004年起，坎塔雷尔油田的产量便开始以每年11%的速度下滑，2007年以来产量降幅甚至达到了51%。过度依赖坎塔雷尔油田，忽视对其他油田的投资与开发，使得维持其石油产能的油田资源即将被耗尽。
伴随着原油产量的下降，墨西哥原油出口量也逐年降低，从2005年日出口181万桶下降到2009年的122万桶。与此同时，墨西哥石油储量也呈下降趋势。造成储量降低的主要原因是墨西哥石油公司对勘探的投资严重不足。国际能源署预计，至2020年墨西哥石油日均产量将不能满足国内需求，墨西哥将成为石油净进口国。
第二，墨西哥石油公司炼油能力不足。墨西哥石油公司是继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原油生产商，是拉美第二大石油公司。虽然身为世界上最大的原油生产和出口商之一，墨西哥40%左右的成品油和其他石油衍生品还需要从国外进口。由于自身缺乏石油精炼技术，墨西哥每年不得不花费150亿美元从国外大量进口石油衍生产品。
第三，国家垄断所带来的沉重债务、人员负担、高额赋税、内部腐败和缺乏科技创新等问题，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墨西哥石油公司的发展。由于60%以上的销售收入以税收的方式上缴国库，公司缺乏资金用于新项目的投资开发，只能通过债务合同融资，导致债务负担沉重[17]。
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墨西哥政府在2008年启动了新一轮的能源改革计划。需要改革的主体就是墨西哥石油公司。2008年10月，墨西哥通过了《能源改革法案》，放宽了墨西哥石油公司的自主经营权，允许企业自主制定预算规划并同下游厂商合作，赋予了墨西哥石油公司在新的勘探和开采活动中招募石油承包商，并与之进行有限度的合作的权利。
目前，墨西哥还是一个石油净出口国。但是，墨西哥石油产量一直在下降，比其2004年的峰值产量下降了25%。2010年墨西哥的国内需求却比1971年的水平增长了4倍。从墨西哥的国内消费前景看，公民现在人均年收入为546美元，如果按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2020年人均年收入可达到1055美元。也就是说，墨西哥的国内石油消费需求将大幅提升。
石油总产量的降低和不断增长的国内石油需求，这两种发展趋势对墨西哥政府构成了严峻的挑战。美国赖斯大学公共政策詹姆斯贝克Ⅲ研究所和牛津大学于2011年发布的一项研究称，墨西哥未来10年内可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18]。
与此同时，根据2011年4月，美国能源信息署发布的世界页岩气资源初步评价报告，世界页岩气资源丰富，墨西哥的技术可采资源量排名全球第五位（在中国、美国、阿根廷、南非之后）。天然气（特别是包括页岩气在内的非常规天然气）资源评估受技术和技术方法的运用而在不同时期会出现不同的结论。但是，墨西哥的优势之一是，它目前拥有较高的天然气产量，而且，天然气开采行业与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公司间保持长期互动，具有一定的优势。
2012年2月，美国和墨西哥宣布同意在墨西哥湾进行油气开发合作。美国采取行动的基础是预计协议所涉区域蕴藏着1.72亿桶石油，以及3040亿立方米天然气。根据协议，来自美国和墨西哥的公司将被激励在两国海洋边界进行合作开发，但是如果没有找到合伙人，也被允许单独推进项目。该协议结束了在墨西哥西部地区的海上边界附近暂停开发石油的局面，同时为相关公司建立起一个法律框架，以便共同发展跨境领域[19]。
美国与墨西哥合作开采墨西哥湾油气的前景，除了技术上应对2010年在同一海湾地区发生的石油开采严重泄漏事件外，墨西哥民众对本国石油可能被美国占用的恐惧也是一个需要应对的政治问题。目前，该协议还有待墨西哥国会审批通过。
总体而言，墨西哥是北美三国之间能源领域互动中地位最弱的环节。它依然能得益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的能源贸易安排，而从美国和加拿大获得稳定的能源供应。短期内，看不出墨西哥自身的能源供需变化与对亚洲市场的需求之间会出现联动。
（六）对北美三国能源态势的总括性观察
美国在油气领域满足自身需求的能力正在逐步提高，加拿大的能源产能也在提高。墨西哥的能源产业发展，虽然前景没有美国或加拿大的明朗，但也得益于它与美国以及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和生产领域的广泛关联。
观察北美三国间在能源领域的互动，我们有必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能源地理和能源产业间的惯性的层面上。就宏观能源政策选项的逻辑而言，这三个国家，就像其他国家一样，都具有“本国优先”的动力。同时，它们之间通过能源产业的互联互通，对促进各自的能源需求稳定起到正面作用。
整个北美地区何时走向“能源独立”以及这种情景下的国际能源经济和能源政治变化，是一个变量。不断的跟踪研究，在持续变化的国际能源情势下，基于自身利益需求的不同，结论会不一样。美国也许有一天能摆脱对地区外能源进口的依赖，但是，美国没有独立于其邻国加拿大以及墨西哥的能源生产和进出口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