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北美三国间的能源关系
（一）制度性安排
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互为最大、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这既是地缘经济因素所致，也是20世纪中后期开始的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成果。就油气而言，美国是三国中的最大消费国和进口国。加拿大作为能源净输出国，其出口99%流向美国。墨西哥的净出口国地位已经发生变化，但同时需要通过出口能源获取经济利益。
所以，对三国而言，如何将各自的出口和进口需求，通过贸易条约等制度性安排稳定下来，是具有共通性的能源和整体经济利益保障的途径。设立以三国为成员的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并在其中规定能源条款以保障加、墨的石油能源得以长期供应美国市场，是北美三国间能源关系安排的基本逻辑。
NAFTA的前身是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其谈判从1986年5月开始，到1987年12月达成协议，1989年1月1日生效。此前，美加两国的能源贸易关系充满了矛盾，两国政府都对各自的能源进出口采取干预政策。例如，1973年年底，由于中东国家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美国面临石油短缺的危机，此时加拿大却临时停止了对美国缅因州的工业用油的供应。后来加拿大虽然恢复了这一供应，但为了满足国内需求和维持储备，不断削减对美国的石油出口。1980年，加拿大政府又通过“国民能源计划”，减少外国资本对本国石油和天然气业的控制程度。与此同时，加拿大为了减少石油出口，还对原油的出口价格实行控制，对出口原油征收出口税。在当时加-美经济与政治关系背景中，加方认为在油气出口领域对美国市场的高度依赖是一种“好坏参半的运气”（mixed blessing）[1]。
是什么促成了加拿大政府转变政策取向？根据Michel Duquette的研究，从1983年开始，该国联邦政府与省政府之间在能源开发政策方面进行了新的一个轮回的博弈。结果是联邦政府影响能源和资源开发进度的力量得以强化。联邦政府从整体经济发展的需求出发，推动了与美国展开自由贸易的进程。与美国建设自由贸易区的设想由加方提出[2]。显然，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逻辑占了上风。
《美加自由贸易协定》中的能源协议在《协定》的第9章中有所阐述。具体条款包括：双方保证将在双边能源贸易中实现最大限度的自由化；双方都不对双边能源进出口贸易进行任何形式的数量或价格的限制。只有在能源枯竭、保持国内储备、受到军事威胁、涉及国家安全的情况下，才能对能源出口实施数量限制。但在实施这种限制时，实行限制一方必须保证对方能获得过去36个月内其在本国能源供应中所占份额的能源供应等。
在墨西哥国内，参与自由贸易安排而推动国内资源经济改革的设想与美国的地缘经济区建设需求之间，产生了契合[3]。墨西哥国内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个长期性的历史现象，该国与美国的两个具有强劲经济吸引力的州——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接壤。墨西哥的南部地区以农业经济为主。通过与美国经济的联合，新的出口机会，有利于带动这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4]。
1994年1月1日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的能源条款在该协定第二部分货物贸易的第六章。以美加自由贸易协定中的能源条款为基础对具体内容进行了完善。其主要条款包括禁止在任何情况下实行任何形式的数量限制、最低或最高出口价格要求，除非当执行反补贴和反倾销命令时，禁止实行最低或最高进口价格要求；任何成员方不能对任何出口到另一个成员方的能源或基本石油产品采用或保留任何的税收和费用，除非这种税或费被用在或保留在以下情况：①应用于对所有的成员方的这种产品的出口。②这种产品的目的是为了国内消费；实施限制的一方必须保证对方能获得过去36个月内其在本国能源供应中所占份额的能源供应；成员方不能通过任何诸如许可证、收费、税收和最低价格要求等方法，使一种出口到其他成员方的能源或基本石油产品的价格高于本国国内消费的价格等[5]。
综合起来看，NAFTA对成员国之间的能源贸易安排具有战略性。这种战略性体现在成员国之间在能源贸易领域的相互优先。协议不仅保障了美国能够以符合美国需求的“公平合理”的价格获得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油气和其他能源资源，也通过为美洲能源经济区的形成奠定法律和政策框架的途径提高了整个北美地区应对全球油气供应态势变化的相对独立程度。
（二）“西半球能源市场”
在有关全球能源格局的讨论中，所谓“西半球”是指北美洲、南美洲的能源生产国，即以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巴西和委内瑞拉等国为主体的能源产销关联圈。近年来，加拿大的油砂，美国的页岩油气，巴西的海上石油开采，随着技术进步和能源开采投资的优化，不仅开采量在上升，而且发展前景较好。相关的美洲国家在贸易联系、劳动力以及人口流动等地缘经济要素上联系紧密。相互间的能源贸易，具有运输距离更近，运输过程更安全，保障程度更高的优势。部分因为中东油气产区的地缘政治结构性依旧不稳定，美国的国际能源形势观察家开始产生了一种乐观估计：一个西半球能源市场——对中东油气的依赖程度将不可逆转地走低——已经开始出现，兴许有未来取代中东而主宰全球能源格局的可能[6]。
有鉴于对南美洲的巴西和委内瑞拉的观察和讨论在本项目的其他章节中进行，本章仅涉及北美三国。从美国能源信息署发布的数据看，2011年，美国的原油和成品油进口中，48%来自西半球。其中，加拿大的贡献尤为突出，墨西哥也占有一定的比重（见表1-10）。
表1-10 2011年美国前五位原油和成品油进口来源
当然，促成这种状况出现的因素很多，其中包括前述NAFTA能源贸易安排。如表1-11所示，自1994年以来，从加拿大流向美国的原油和成品油，一直呈稳定上升趋势。作为对比，表1-11将同期美国从海外国家的进口量同时列出。墨西哥的出口量，受其国内产能变化和消费需求的影响，有不同程度的波动。自1993年起，美国开始向墨西哥出口石油（见表1-12）。
表1-11 1994～2011年美国原油和石油产品进口来源
表1-12 美国向墨西哥的原油和成品油出口
与此同时，天然气是北美三国间能源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见表1-13）。其中，从美国通过管道输往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天然气，在美国的出口总量中，占绝对主导地位。美国向其邻国出口天然气的总量上升的主要因素是美国的致密油、致密气、页岩气的开采量的大幅上升。
表1-13 2006～2011年美国天然气出口概况
对所谓“西半球能源市场”的观察，我们应该持开放态度。就北美地区油气产能的增长态势而言，由于北美，特别是美国，是全球产能需求的重要来源，美国自身产量的提高，实质上释放了全球产能。在其他油气出口来源的产量没有出现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美国从国外进口量的下降意味着可供选择的供应量的提高。由此类推，美洲地区国家间能源贸易程度的提高，也是对全球产能的释放。从这个角度看，西半球能源市场的形成，是一个有利于缓解全球供需紧张局面的正面发展。
此外，跨国能源生产是国际大宗商品领域的重要载体。北美地区在油砂、页岩油气、稠油等非常规油气开采中所产生的技术和装备的改进，将为在这一地区作业的公司将相关技术和设备应用到世界上的其他地区提供更具竞争力的物质条件。这些公司继续参与美洲以外地区的能源开发，既符合公司提高竞争力的自身动力，也与公司所在国的整体经济利益相符合。也就是说，稳定并扩大全球油气产能，有了新的基础。
最后，对境外能源供应程度的关注，与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拥有的资源经济和资源地理禀赋、历史上与全球能源市场的互动经历（或者说记忆）高度相关。美国及其邻国对中长期能源安全态势的判断，其支撑逻辑，并不见得在另外一个国家或地区适用。即便是美国及其邻国刻意追求降低美洲能源受全球能源供应不稳定性的制约，也不见得就意味着来自美洲的力量就会从负面影响地区外的能源生产和贸易格局。
（三）对北美三国间能源关系的总括性观察
相互“锁定”能源供需关系，是NAFTA安排的一个突出特点。美、加、墨三国间全面性经济要素的关联决定了这种安排的物质基础。在冷战结束后不久，三国便在本地区能源贸易机制建设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个决策具有战略性。未来，不论所谓的西半球能源市场态势变化如何，既有的NAFTA项下的能源贸易安排都不会被削弱。相反，在美洲以外地区能源贸易竞争更加激烈的情景下，美、加、墨之间已形成的能源领域互联互通的基础，只可能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至于出现一个“西半球能源市场”一类的判断，特别是从中推论出的对全球能源地缘政治的判断，如上节所述，我们需要持开放的态度。在全球化石能源贸易环节，如何利用好由北美自我供应能力的提高所释放出的新的国际化石能源的产能空间，是具有战略性的挑战。在非常规油气开采环节，如何利用好在北美率先采用的设备和工艺，包括风险性项目融资的经验，以提高中国国内以及中国企业在包括北美在内的全球油气的开发能力，则是更具现实意义的话题。
虽然本章节没有对北美的非化石能源状况做深入观察，在核电、水电、生物燃料、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领域，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开发成果，因地理因素所致，对其整体能源供应的贡献最为直接。如果说北美地区在非化石能源开发领域所走过的道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或地区有借鉴意义的话，那就是：加大非化石能源的开发与利用是应对国际能源供需态势变化的不可或缺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