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央委员会

中央委员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主体在中央组织层级中的基础形态，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核心地位在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层级内的总体反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央委员会作为在党内享有着最高领导权力和领导权威的组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主体在党内组织领导过程中的最高政治代表。中央委员会是通过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全体委员是集合全党之力经过相应的民主程序选拔出来的、全党绝大多数人实际认可和支持的党内最有代表性的领导干部，直接对全国代表大会负责并受其监督，这个选举及其结果本身都在全党内享有最高效力和权威。中央委员会则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后充任党的最高机关，不仅对内要执行全国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领导党的全部工作，并依工作需要设立组织、宣传与军事委员会等其他工作机关并指导其各项工作，对外则直接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和团体发生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央委员会是我们党的领袖，全党都要拿眼睛来望着它”[27]。

第二，中央委员会聚集了党内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群体等各方面中最有影响力、最具代表性、最优秀的党员干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主体的成员构成在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中的最基本的集合体现。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主要是从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中的主要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中选拔出来的。他们大多是在长期领导群众进行实践斗争的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党内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杰出人物或领袖人物。这既包括了长期领导地方实际工作的主要领导干部和中央委员会派驻地方的中央主要代表，也包括长期在中央作全局性领导工作的中央主要领导和中央各直属部门的高级干部，实际涵盖了从中央到地方各方面的最为先进的党员代表，是在一定时期内全党最先进的组织代表和组织展现。

第三，中央委员会是党的中央组织的集中代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主体作用发挥的基本组织形态。中央委员会作为中央组织的最高机关，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和中央领导人都是从其中选举产生的，直接受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监督、对中央委员会负责，各中央领导机构、工作委员会等主要负责领导同志都是要依照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和指示进行工作的。例如，各中央委员及其组成的各中央主要领导机关未在中央委员会的授权或批准下，不能代表党发表言论与文件，不能私自将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与文件在未经决定发表的情况下向下级党部传达或向会外任何人泄露，不能在中央委员会以外对任何人发表与中央委员会决定相反的意见，亦不得有任何相违反的行动，更不能破坏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28]。因而，中央领导机构和中央领导人其主体作用的发挥及作用方式等都是建立在中央委员会的基础之上，是以中央委员会这个最高组织的整体性形象展现出来的。

中央委员会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在党内核心组织层级上的基础形态表现，并不是从建党一开始就以某种形式固定下来或直接确定的，它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塑造而逐渐形成与建立的。建党初期，由于党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以及党自身的建设等方面认识不足，党员数量和组织规模也都有很大局限，因而当时党的中央委员会还无法真正建立起来，从党的一大到四大时都是以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相当于中央委员会）来作为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领导全党的最高机关，委员人数（包括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先后为二大时的8人、三大时的14人、四大时的14人。但随着党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党逐渐认识到“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29]，则在领导工农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中进一步加强推进了党的组织建设。到党的五大时，党员人数有5万多人，党的各级组织进一步扩大，这就为中央委员会的设立奠定了重要基础。党的五大上，根据加强党中央领导工作的实际需要，从全党范围内选拔出了一大批在领导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军事工作、共青团等各条战线上和各主要革命地区具有相当实际工作经验、担当主要领导岗位、拥有重要领导能力的领导人进入中央，大会共选出31名正式委员、14名候补委员组成中央委员会，使得其中许多具有领袖潜质而日后实际成长为杰出领袖的重要领导人（如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首次进入中央工作，而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蔡和森、李维汉、张国焘等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也都继续当选，这就进一步实现了对全党先进分子的聚集，使这些在实际领导工作中逐渐培养起来的主要领导干部能有一个更高、更广的发展平台，直接提升了党中央在全党的核心影响力，以及党中央的领导能力和领导水平。党的五大以来，党的中央委员会制度也就被逐渐固定下来，成为培养和集合党内先进分子的重要组织领导机构。但由于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先后出现的三次“左”倾错误的干扰，使得党的六大时期中央委员会的发展出现曲折，直到遵义会议后随着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恢复、坚持和发展，才使中央委员会的发展重新步入正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通过和颁布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重新明确了中央委员会的机构设置、各项责任、组织纪律等重要问题。党的七大上，结合党的实际情况和革命需要，经过各代表团充分讨论和酝酿，以无记名投票的高度民主的方式，选出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44位中央委员和33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了新的全国领导机关。这里，不仅包括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也包括了一大批长期在各革命根据地和主要战线上负责主要领导工作的同志，还包括了一些过去犯过错误但又从错误中改正过来依然担任党的重要领导工作的同志。这些中央委员的共同点在于，是在长期领导实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都是经历了重大斗争锻炼和实际考验的先进分子，与往届中央领导成员相比其所达到的“整体德才水平，思想、政治、军事、组织、作风的素质，是最高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均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30]，正是在此基础上最终正式完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塑造。

这样，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主体来说，不论是在全党内已实际具有影响力的杰出领袖，还是在实际领导工作中具有潜力、经过锻炼和培养将来可能成长为领袖的先进分子，都必须先要进入中央委员会。正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曾指出：“我们现在就要训练领袖，首先要训练中央委员。”“要有意识地训练领导干部，这倒不是说现在要故意地搞‘成名干部’，但是有这种可能性的我们还要搞，以便适应发展着的中国革命。”[31] 从这里可以看出，只有已经成为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并开始在中央委员会这个组织平台上进行领导工作，经过党的训练和实际领导工作的锻炼，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主体中的基本成员，并有可能进一步成长为党的杰出领袖或领导核心。因此，要构建起一个全党认可、普遍接受的党的中央委员会，就要学会正确处理中央委员会选拔和培养的问题，毛泽东就此提出了四个主要原则。

第一，要正确处理新老中央委员的传承和交替。既要注意选举过去在中央委员会工作的同志，他们是过去党在领导具体实践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有影响、有经验、有能力的先进代表，并在长期的中央领导工作中积累了宝贵的领导经验；也要选举大批过去不在中央委员会工作而在地方富有主要领导责任的同志到中央委员会来，因为他们也有很多经验，这样才能始终保证中央委员会在全党的领导权威和核心影响力。

第二，要正确认识和对待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要学会对一些同志过去所犯的错误加以正确分析，把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原则性与灵活性等结合起来，在党的纲领下尽可能地团结更多的人，在要求他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这个原则下去同他团结和合作。因此，中央委员会应该既要包括大批没有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也要包含一批过去犯过路线错误但今天表示放弃路线错误而接受正确路线的同志。

第三，要学会集中各方面有代表性的领导力量。中央委员会既要包含大批有全国影响的同志，也要包含大批过去有地方影响，将来可能有全国影响的同志。现在有地方影响，将来可能有全国影响的同志，要提拔他们到中央委员会来，把他们提高，使我们党能够反映各方面的力量。

第四，要正确认识中央委员会成员的知识能力问题。中央委员会应是包罗各种人才的。它不一定要求每一个人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各个委员只要通晓一个方面或者稍微几个方面的知识就行了，它不从个人求完全，而是把这些人集中起来从集体中求完全，从对现实的学习中求完全，因而其既要包含一批通晓的方面比较多的同志，也要包含大批通晓的方面比较少或者专门通晓某一方面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