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碑形四面佛龛石造像赏析

马恒民 党凤丽

摘 要：石碑形佛造像，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中西亚传入佛教文化的结合，用中国石碑的模式——平面的，线条的，半图像的，半写实的风格，来体现佛教文化在中国北部的广泛传播。佛教造像碑由碑首、碑身、基座三部分组成。龛像不仅雕刻在碑阳，碑阴和两侧也有。供养人的姓名和肖像接在铭文后或两侧。兴于北魏，流行于隋唐。

关键词：石碑形佛造像 北魏 隋唐

现藏于咸阳市渭城区文物保护中心的青灰石质、石碑形四面佛龛造像碑，是1997年7月由渭城区公安局在正阳一文物案件中收缴移交于文物部门的。石佛龛造像历尽沧桑，现今存碑身部分，碑首与基座均已散佚。碑身呈长方形四面体柱状，青灰石质，碑身高72厘米，宽55厘米，厚24厘米。顶端中间有高3厘米，厚7.5厘米，宽12.5厘米损榫。碑的阳、阴两侧均雕刻有龛。碑阳、阴龛宽41厘米，高39厘米，深约5厘米。龛弧形穹顶中间呈尖状向上，内雕刻高浮雕脚踏莲花。一佛二菩萨像，中间佛像高36厘米，两边菩萨各高30厘米。两侧面各开凿一龛，宽15厘米，高22厘米，深4厘米，弧形出尖穹顶，中间刻一坐佛。石碑碑阳、阴龛凿刻相同。龛内雕一佛二菩萨(一主二仆)像。佛祖站立于莲花座上，头部束高髻，双耳垂肩，头后有莲瓣状背光，其上火焰纹细密繁复似跃然跳动。佛像面容略显方圆，双目微闭，嘴角上翘，唇下浅刻一道阴纹，使得下颚略略突起，颇有安详微笑之态。佛身着半袒右衽式袈裟，胸正前方以衣带相结，外穿褒衣，右手轻抚腰间，左臂自然下垂，袈裟下垂，褒衣下摆略向外扩张。双脚外露立于双瓣莲花座上。整个佛造像韵姿天成，飘逸之态洋溢于形象之外。佛左右各立一略小的菩萨像，右面菩萨宽肩细腰、领带项圈、上身袒露，璎珞自肩披挂而下，下身着裙，裙摆翻出波浪边，双臂披帛自然弯曲下垂，姿态生动，给人以御风而行，身姿绰约的感觉。左面菩萨对比之下略显清瘦，通身着荷叶边长衣带璎珞，衣褶皱流畅，衣似轻柔软薄的质感，双手交覆于胸，赤足。表情肃穆带有几分悲天悯人的情怀，碑复阳、阴雕塑基本一致，部分有损有修。

而尤为让人赞赏的是，在造像碑两侧(左右两边)，还雕龛塑有佛的坐像。佛双手交覆胸前，神态平和安详，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座毡垂下而出廓(浮雕于碑侧横截面之外)。这也证明，这块造像碑可能出自官方或皇家贵富之家，因座毡垂下出廓就需要凿平一整面石料，单留下很少的浮雕部分，在全凭人力手工的古代，如此费时费工料的造像碑，也只有皇家富豪与官方才能有实力凿刻。碑身阳主龛下部刻有发愿文。但风化严重，字迹模糊，隐约可辨“庚申”二字。且在发愿文左右可看出手执莲花呈跪状姿态的供养人。

一、佛教的传入与造像的兴起

造像，是雕塑或铸造佛像的简语，习惯用作古代宗教偶像的通称。中间的佛教造像伴随着佛教的传入而产生。据《三国·魏书》[1]注引《魏略》云：“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尹存口受浮屠(佛)经”，当时中国人知佛经之始，那一年为公元前2年，即西汉末期。另据《魏书·释老志》[2]言：“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可见当时流传极微，且非官传。又云：“后孝明帝夜梦金人，项有白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情毅始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始于天竺，写浮屠遗范。”“愔又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明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经缄于兰台后室。”这样佛教正式由官方传入中国，佛教艺术也随之传入中国，佛教艺术也随之传入。到了公元二世纪的东汉桓帝时史料中已经有了铸造佛像和建造寺院的记载。《释氏稽古略》[3]说：“桓帝永兴二年(154)帝铸黄金浮屠老子像，覆以百宝盖，在宫中奉祠。”《后汉书·陶谦传》[4]称：“笮融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围可容三千许人，作黄金涂像。”从此造像开始流行。汉末三国两晋之际，佛教的流行已相当广泛。现今已经发现了那个时代的佛像实物。并根据实物已大体勾勒出其形态特征。姚卫群在《佛教的思想与文化》[5]中提出：三世纪至四世纪之际的中国佛像造型，有印度传来的两大系统合流，也有中原式样的遗存，形成神佛杂糅的式样，直到四世纪以后逐渐建立起中国式的佛像，域外的影响也渐被消融了。根据出土实物的考证，那一时期的佛教造像分为“北传”与“南传”两体系。北传主要是犍陀罗式样的佛像。南传系统较倾向于秣菟罗式佛像。(有的杂糅了中国神仙或道家思想的造型)犍陀罗为古印度王国的一个区域。犍陀罗汲取古希腊、罗马艺术精华创造出释迦牟尼的各种形象，形成新的艺术风格。秣菟罗为古代中印度阎牟那河(今朱木那河)流域的一个国家，公元四世纪上半叶时，吸收犍陀罗佛教艺术，所雕佛像薄衣透体，衣纹细密而匀称，被称为秣菟罗佛教艺术。所以，三至四世纪的中国佛像有的具有犍陀罗艺术的特征，有的具有秣菟罗艺术的特征，有的兼而有之，有的保留汉代遗风。这是我国早期佛教造像的基本特征。

佛教造像在南北朝以至隋唐时达到了极盛。这种极盛以东晋十六国和北魏为顶端，此后愈兴愈盛，以至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式各时期具有的特殊特点的各式各样的佛造像。

二、石碑形佛造像

石佛，佛教石雕造像的简称，作为佛教“以像设教”进行偶像崇拜的产物，石雕佛像是各种佛教造像的重要组成部分。确切地说，中国的石雕造像应由石窟造像和单体造像两大部分组成。单体造像是供奉于寺庙的礼拜偶像，尺寸大多不大。

对单体石雕佛像的形态和特征，中国近代考古学者马衡先生在其《中国金石学概要》[6]中描述：“石像多琢于方座之上，或一佛、或数佛、或坐、或立、或有龛、或有背光。其记文则或刻于背、或刻于龛侧、或刻于座上。此外，尚有四方如柱者，有高广如碑者，皆以石琢成，而与其各面之上载凿龛造像，下载刻记文及提名，其阴及两侧，或为无数小龛层累排列，各于龛侧题名。”

随着佛教的弘扬，佛教造像开始兴起，魏晋南北朝时期，印度艺术同中国传统道德和人文理念逐步结合，一代代艺术家以无比虔诚和非凡的吸纳创新精神，卓越地创造出具有中国地域特色的石刻佛像。由于汉代的理想与作用力，南北朝、北魏中期和晚期的石造像已经表现出成熟的中国化：面庞瘦削清秀，表情活泼自然。“秀骨清像”“宽衣博带”中透露出中国魏晋以来士大夫的审美情趣。至南北朝后期，石佛造像进一步实现生活中汲取营养，愈益适应大众审美要求和俗理观念，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石刻艺术。曹厚德先生在《中国佛像艺术》[7]中都有表述。

隋唐两代是在结束了三百余年分裂割据局面之后，出现的一个新的全国统一时期。在这繁荣全面兴盛的时代，佛教造像也进入了辉煌时期，石刻佛像庄严，慈祥，肌肤丰润，衣褶流动而极富质感，菩萨神采焕发，弱骨丰肌，融合女性美而成为时尚。特别是盛唐时，石佛像雕刻融合了当时中国与中西亚等高超的技法，在情态上比之任何一个时期，都更能吸引世俗的顶礼膜拜，在中国美术史和宗教艺术中独占鳌头。

三、石雕佛像类别

北朝至隋唐时期，西北地区石造像，即关中地区流行扁平长方形造像碑，一般为圆拱顶像碑和蟠蛎额像碑，在形制、龛像布局和人物装饰演化较为缓慢，线刻附减地平雕技法的应用比例极高。关中地区又是全国最早出现佛教造像碑的地区之一。罗宏才先生在《中国佛道造像碑研究——以关中地区为考察中心》[8]中，对石碑形佛造像碑分类清晰划分Ⅰ型“扁体碑形”体造像碑ABCD四式，时间多为五世纪至六世纪。四世纪以后中土地域主要流行以佛塔为中心的寺庙，以及以中心塔托的佛道造像碑，先后以“扁体碑形”“四面体柱状”两种不同形式，广泛出现于中国北方地区，成为这一时期与寺庙、石窟与两大宗教建筑形式并行不悖的第三种宗教建筑形式。其滥觞于四世纪，兴盛于六世纪中叶，消退于七世纪中叶，直至八、九世纪尚可见其。

王静芬在《中国石碑》[9]第七章对陕西佛教造像碑做了相关的研究考察。他述：“从四至六世纪，长安的佛教传播及造像可以被划分为三个时期……最大的造像碑群来自处于长安正北方的耀县及邻近地区县。”他总结：“陕西造像碑在内容和风格上都比较简单、保守。造像碑的每一面通常在顶部开浅龛，下面是铭文和供养人像。风格上，陕西造像碑展现了一种相对比较平面化的造型倾向，强调表面线性的、几何形的处理，除主尊之外，其余的图纹通常用线刻完成。”

比较关中地区迄今所知佛教造像资料，再根据这个四面佛龛石碑形佛造像及其相关信息，可以判定，它即关中地区遗存的五至六世纪的佛造像碑，再据石造像碑可辨的刻纹“庚申”纪年。在符合他雕塑风格的时期，有“庚申”年的西魏大统元年(540)，隋开皇二十年(600)，唐显庆五年(660)三段可做参考。

北魏及隋唐初期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空前尖锐，而此时佛教宣扬极乐净土与恕免罪孽获得无量功德的思想与人们寻求庇佑和安慰的心理相结合，再结合统治集团为了统治人民而大力推行。因此，这一时期佛教造像蓬勃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石刻艺术。从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割据到隋唐重新统一全国，几百年中战乱频发仍民不聊生，流离失所的大众百姓企盼摆脱苦难，腐朽没落的统治阶级希望国运昌盛。因此，佛教中宣扬的西方“极乐净土”，便使得造像功德思想蔚然成风，这也催生无数能工巧匠将佛教艺术与中国绘画、雕塑结合起来，创造出寄托着国祚无穷，家口平安等诸多美好的愿望的石雕佛造像。抚触关注残缺的这石碑形佛造像及不清的铭文，让人不禁遐想：历经千年岁月，最初这块造像碑到底坐落于何处？又是谁为何事而雕刻此佛造像碑？又见证了多少历史事件？其间又发生了多少传奇故事？而这一切的问题还都需要人们不断地探索，去发现其中的奥秘。

注释：

[1] 〔西晋〕陈寿：《三国志·魏书》; 〔三国·魏〕鱼豢：《魏略》。

[2] 〔南北朝〕魏收：《魏书》，中华书局出版社1997年版。

[3] 〔元〕释觉岸：《释氏稽古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

[4] 《后汉书·陶谦传》。

[5] 姚卫群：《佛教的思想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 马衡：《中国金石学概要》，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年5月版。

[7] 曹厚德，杨古城：《中国佛像艺术》，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3年9月版。

[8] 罗宏才：《中国佛道造像碑研究——以关中地区为考察中心》，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9] 王静芬：《中国石碑》，商务印务馆出版2011年4月版。

(马恒民：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文物保护中心保管部，主管，助理馆员；

党凤丽：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助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