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诗歌成为人际交往的工具与创作新面貌

建安诗歌繁荣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赠答诗比较多，诗歌成为人际交往的工具，成为诗歌兴盛的一个基点。当《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16]这是从诗歌作为自我表现的工具出发来讨论诗歌的生成的。当《诗经·小雅·巷伯》称“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17]，诗人是渴望读者的，这也是诗歌的创作目的。建安时期，赠答诗的兴起，从重在自我抒情走向人际交往，令诗歌有了种种改变。

其一，诗歌的仪式化生成。《文选》载王粲赠答诗，多为在荆州时所作，其《赠蔡子笃》，吕向注曰：“仲宣与之为友，同避难荆州，子笃还会稽，仲宣故赠之。”诗中云：“及子同寮，生死固之。何以赠行？言授斯诗。”^[18]其《赠士孙文始》，士孙文始也曾避难荆州，离荆州时，王粲等各作诗相赠。其《赠文叔良》，文叔良名颖，曾任荆州从事，据说是其受命聘蜀结好刘璋，王粲赠行。这些赠答诗多为赠行、赠别。老子送别孔子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19]荀子称“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20]，故临行赠诗，有仪式的意味，以后演化为祖饯类诗歌。

其二，赠答诗强化了文人间的情感交流。《诗经·大雅·崧高》称：“吉甫作颂，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21]这是“赠”。《诗经·大雅·抑》称“无言不雠”^[22]，东汉蔡邕《答卜元嗣诗》曰：“斌斌硕人，贻我以文。辱此休辞，非余所希。敢不酬答，赋诵以归。”^[23]这些是答。建安时期的赠答诗更多的是文学集团内部的诸人相互赠答诗作，王粲有《赠杨德祖》，刘桢有《赠徐干》《赠从弟》，徐干有《答刘桢》等，同辈之间相赠答的作品，纯粹是一种现实的情感交流；作品从《古诗十九首》的泛言“游子之歌与思妇之词”到特定人物间情感的抒发，自然令人感到亲切入心。

赠作有的是赞赏勉慰对方。如曹植《赠徐干》称“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良田无晚岁，膏泽多丰年。亮怀玙璠美，积久德愈宣”^[24]；曹植《赠王粲》称“重阴润万物，何惧泽不周”^[25]，曹植安慰王粲，朝廷是一定会人尽其用、眷顾到有才华者的利益的。有的是重申友情，如曹植《赠丁仪》称“思慕延陵子，宝剑非所惜。子其宁尔心，亲交义不薄”^[26]。有的则有箴规之义，如曹植《赠丁仪王粲》末四句称：“丁生怨在朝，王子欢自营。欢怨非贞则，中和诚可经。”^[27]劝他们以“中和”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永恒准则。有的则共抒豪情壮志，如曹植《赠丁廙》的末数句：“我岂狎异人，朋友与我俱。大国多良材，譬海出明珠。君子义休偫，小人德无储。积善有余庆，荣枯立可须。滔荡固大节，世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无愿为世儒。”^[28]

下对上的作品亦有可观之处，如刘桢《赠五官中郎将诗》四首表达了自己对曹丕的感情，其二云：“余婴沉痼疾，窜身清漳滨。自夏涉玄冬，弥旷十余旬。常恐游岱宗，不复见故人。所亲一何笃，步趾慰我身。清谈同日夕，情眄叙忧勤。便复为别辞，游车归西邻。素叶随风起，广路扬埃尘。逝者如流水，哀此遂离分。追问何时会，要我以阳春。望慕结不解，贻尔新诗文。勉哉修令德，北面自宠珍。”^[29]诗中写诗人自己卧病休养在漳水边，曹丕亲来看望，长谈竟日，诗人感动不已，提笔赠诗以表达情感。

其三，叶燮《原诗》有云：“然《十九首》止自言其情，建安、黄初之诗，乃有，遂开后世种种应酬等类，则因而实为创，此变之始也。”^[30]由赠答起始，开拓诗歌类型如“献酬、纪行、颂德诸体”，开启了诗作的“种种应酬”。这个“变”就是诗歌从“自言其情”到有明确的读者的，要写读者感兴趣的东西。而当读者感兴趣的东西就可以入诗，诗歌的题材扩大了，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可以入诗，诗可以写的东西多了，诗歌的叙写抒情多样化，自然促进诗歌的兴盛。

其四，由于赠答，诗歌明确了是为特定接受者而作，那么，诗歌接受、文学接受的问题便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如对“文质”的讨论，谈的就是文学接受问题。阮瑀《文质论》称：“盖闻日月丽天，可瞻而难附，群物著地，可见而易制；夫远不可识，文之观也，近而得察，质之用也。”“远不可识”者为“文”，“近而得察”者为“质”，其称“文”是难以被明确接受的：“故言多方者，中难处也；术饶津者，要难求也；意弘博者，情难足也；性明察者，下难事也。”应玚则重文轻质，称“文”是易于被人们所接受的：“若夫和氏之明璧，轻縠之袿裳，必将游玩于左右，振饰于宫房，岂争牢伪之势，金布之刚乎！”^[31]

当诗歌以赠答诗为契机而成为文人生活交流的工具，诗歌的繁荣是可以想见的；当诗歌明确了是为特定读者所作，从某种意义上讲，读者成为文学活动的主动者，而创作者只是发起者而已。诗歌不仅仅只是自我抒情，而是要走向人际交往，让对方接受，于是诗歌的创作方向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