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曹魏“尚实”政风与文体学

一 曹魏政风与政权运行

汉末逐名，尤其是东汉末年时，承袭先秦的游学风气，儒生时常奔走于各地，结交名士，抬高自己的名声，以博得做官的资格，“冠族子弟，结党权门，交援求售，竞相尚爵号”^[1]。东汉后期又有品评人物的清议，这种对人物的评论可左右乡闾舆论，影响士大夫的仕途；而其弊病就是士大夫以此沽名钓誉，“饰伪以邀誉，钓奇以惊俗”^[2]，所谓“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3]，即有互相标榜之义。但这些风气随着汉末大动乱的到来遭到沉重的打击，各方统治者为了现实政权运行的需求，贬斥浮华、崇尚实际，重在任用各种具有实际才能者，此又以曹操为著。《抱朴子·自叙》称：

汉末俗弊，朋党分部，许子将之徒，以口舌取戒，争讼论议，门宗成仇，故汝南人士无复定价，而有月旦之评。魏武帝深亦疾之，欲取其首，尔乃奔波亡走，殆至屠灭。^[4]

到曹操掌握政权，其政权运行具“尚实”之风，不专宗某家而崇尚实用理性精神，只要为自己所用，无论什么思想都可以采取并实行，无论什么样的人物都可以选拔任命。曹操强调任用人才以实际情况不以虚名，这从当时的许多政令可以看出，其《求贤令》曰：

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5]

其《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则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得出“士有偏短，庸可废乎”的结论^[6]。《举贤毋拘品行令》称，要任用“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7]《论吏士行能令》称“未闻无能之人、不斗之士，并受禄赏，而可以立功兴国者也。故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8]。还有许多严厉扫除浮华之风、崇尚实用的政令，如《整齐风俗令》《禁复仇厚葬令》等。到曹操的孙子明帝曹叡掌权，“尚实”风气尚存，如太和四年（230）就曾下诏称“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9]，对当时“咸有声名，进趣于时”的何晏、邓飏、李胜、丁谧、毕轨诸人，“以其浮华，皆抑黜之”^[10]。

从政权的运行来说，也是以“尚实”为行动标准，如曹操的处死孔融，其《宣示孔融罪令状》：

太中大夫孔融既伏其罪矣，然世人多采其虚名，少于核实，见融浮艳，好作变异，眩其诳诈，不复察其乱俗也。^[11]

“虚名”“浮艳”成为治罪的口实。又，当时孔融与祢衡更相赞扬，祢衡谓孔融曰：“仲尼不死。”孔融答曰：“颜回复生。”^[12]对待孔融的忘年交祢衡，曹操也以同样的罪名实施打压，最终祢衡也被赶走。对待自己的儿子，曹操也有同样的心态，《世语》曰：

魏王尝出征，世子及临菑侯植并送路侧。植称述功德，发言有章，左右属目，王亦悦焉。世子怅然自失，吴质耳曰：“王当行，流涕可也。”及辞，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歔欷，于是皆以植辞多华，而诚心不及也。^[13]

这一小小的例子，就也可以看到“尚实”之风的影子，这对当时的太子之争是有影响的。到了曹丕的儿子曹叡时期，曹植仍受到压制，不能不说是因为自身的习气与时代崇尚不合，如文学史研究者就称曹植的表文作品“在文学欣赏方面却价值极高”，但“在政治实用上甚为拙劣”^[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