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文化的当代价值:第二届君子文化论坛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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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论君子文化视野下当前公序良俗的维护与重建

王灿

(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公序良俗”一词最近逐渐进入公众词汇中,尤其是在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和各级政府公文中,而此前,它仅仅是在若干学术领域中偶可见到。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至少在某种意义上说明:此前那些认为单纯靠法律条文的具体要求就可以包揽一切现代社会治理功能的倾向,需以此矫正(尽管现在“公序良俗”在语词和法律研究中一般被认为源于西方,并且首先体现于西方法律体系中)。事实上,或许没有哪一种文化比中国传统文化更重视公序良俗,这并不因为建立在现代词源学基础上的考证而改变。换言之,即使“公序良俗”四字不是最早在中国古代出现和应用,然而在事实上相当于这个意蕴的概念和思想,在中国古代传统中极为常见和重要。因为,所谓“公序良俗”,一般理解即是“公共秩序和良好风俗”。对中国传统文化稍有了解者,皆知对“公共秩序”和“良好风俗”的重视,一直是中国古代最为重视的社会治理维度,质诸古籍,所在皆是。

与“公序良俗”相应,“君子”亦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人格修养的最重要目标,古代中国人一直以“君子”自期,并望他人亦为君子,冀盼整个社会为一“君子社会”,“君子社会”相应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理想境界。就此意义而言,“公序良俗”,实与“君子文化”息息相关。当今社会呼唤“公序良俗”,期盼人人皆君子,其契合之处不言而喻。若就历史发展和中华文化复兴而言,亦可谓冥冥中注定的世运良机。目前,对二者的关系问题,尚未发现有文章予以探讨,今愿以浅见贡献于大家,不当之处,敬请指教。

一、古代君子最重公序良俗

从中国历史文化中很容易发现,公序良俗的两大方面“公共秩序”和“良好风俗”,皆为“君子”所孜孜以求的社会建设目标;中国古代的所谓“盛世”,向来以这两大方面为最重要特征,它们的重要性,甚至远超对于物质生活的重视程度。事实上,中国古代向来把“公共秩序”和“良好风俗”置于“家给人足”之上,后者或可暂缺,不影响其为良好的社会;但是,若缺少前两者,则无论物质生活多么丰足,也绝不可以“盛世”许之。从最早的所谓“羲黄盛世”起,直到最后的康乾盛世止,莫不如此。

中国最古老的文献汇编即为《尚书》,《尚书》之首篇为《尧典》,《尧典》开篇即称赞尧以其盛德,描绘出一幅公序良俗之图景: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23]

对此,孔颖达“正义”说:

“正义曰:言尧能名闻广远,由其委任贤哲,故复陈之。言尧之为君也,能尊明俊德之士,使之助己施化。以此贤臣之化,先令亲其九族之亲。九族蒙化已亲睦矣,又使之和协显明于百官之族姓。百姓蒙化皆有礼仪,昭然而明显矣,又使之合会调和天下之万国。其万国之众人于是变化从上,是以风俗大和,能使九族敦睦,百姓显明,万邦和睦,是‘安天下之当安’者也。”[24]

无论从《尧典》原文还是孔颖达的解释中,我们都应该注意到一个特殊的地方:尧之功业道德,并不是因为其他(如经济、军事功业等)而显明,而是由于其治下的良好风俗(即“良俗”)和优良的社会公共秩序(即“公序”),统言之,即“是以风俗大和,能使九族敦睦,百姓显明,万邦和睦”。

在另一部儒家经典《礼记·礼运》中,孔子的一段话非常有名,常被征引,但是,我们却没有注意到,这段话,其核心内容实际上就是从“公序良俗”的角度阐述了孔子对于“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的理解和向往,同时也是古之君子追求的方向所在,这段话是:

“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25]

孔子的这段论述,分为“大同”和“小康”两段。关于“大同”,孔子认为,“大道”流行之时,即“大同”社会,其基本伦理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而在此伦理的信仰和治理之下,形成其时的社会风气和面貌是:“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这里又分为两个明显的层次:所谓“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即是说的“良俗”;所谓“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就是说的“公序”。关于“小康”,孔子认为,则比“大同”逊色一等,其风俗为“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其公序为“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因此,为维护公序,“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然而,即使为“小康”,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也是风俗较为纯朴,社会较有秩序。“大同”社会,孔子“有志”于此,可见就是“君子”努力的方向;“小康”社会,则是“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等“君子”所陶铸建设。综观孔子言下的“大同”和“小康”社会,都是较为理想的社会境界,这两种社会中的无论“良俗”抑或“公序”,毫无疑问,都要靠君子去努力实现——一言以蔽之,孔子所言之“大同”和“小康”世界,其核心内容就是:“君子”要努力建设“公序良俗”。

《礼记·礼运》作为中国古代儒家经典,历来影响深远。孔子此处“大同”和“小康”的论述深入人心,“大同”“小康”由此成为中国文化中社会建设层面的核心词汇,至今仍然影响深远,广被沿用。

降至中国古代之末期,这种视“良俗”和“公序”为最高社会治理境界的理念,仍然是封建士大夫和统治者心目中的理想所在,比如:“凤之仪仪麟跄跄,涵液渗漉宝道章。年谷用熟民熙攘,还淳反朴追羲黄。”[26]

这几句诗是当时臣子歌功颂德的,其价值本不足道,但是,从其内涵成为君臣共识这一点上,恰好可以折射出当时君臣们的理想境界,除了在物质上“年谷用熟民熙攘”之外,其中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还淳反朴追羲黄”。

总之,中国古代对于公序良俗的追求和重视,是根深蒂固、传统悠远的。在某种意义上,公序良俗,就是社会治理的最重要目标,远超于对于物质生活的追求;而公序良俗之形成,世之君子,责无旁贷。

二、君子维护和建设公序良俗之道

从上文可看出:公序良俗,有赖于君子的践履、宣扬和教化;君子文化的普及,必然会促进公序良俗的建立。

在中国古代,君子促进公序良俗的途径一般有二:一是通过出仕实现政治化民,这是古代“学而优则仕”的真正目的所在。这是从较为积极的层面而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在中国古代,这是封建士大夫的最高理想。所谓“再使风俗淳”,其实就是重建已经崩坏的“公序良俗”,而出仕尤其是成为宰相,就可以通过辅佐君主成为“尧舜”式的君主而实现这个政治理想。孔子,就曾经在其不长的任官期间,使得鲁国大治;其他贤士大夫,也多效法孔子,居其位而谋其政,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力,促进或者重建公序良俗。这在中国古代的例子是很多的,诸多儒家名臣,多是如此而行。譬如朱子在知漳州之时,虽然只有短短一年,但是,他在任期间,力主革除弊政,发布州县官牒,令州县官聚厅议事办案,以杜绝官吏贿赂为奸;整顿词讼,保护百姓,力劝农桑,打击奸民;上书请求蠲减钱粮,废除苛捐杂税;力行经界之法,整顿礼教,要求认真居丧守制;大兴县学,劝女道还俗,整顿风俗,弹劾不法官吏;即使得罪地方权贵和强豪势力也不畏惧。[27]在中国古代正史中,多有“循吏传”,这些循吏,多是以君子居官而推行教化,促进和重建了公序良俗,如《汉书·循吏列传》记循吏文翁事迹曰:

“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僻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28]

这些循吏,大兴文教,倡导孝悌力田,为官一任,教化一方,对公序良俗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诚如班固在《汉书·循吏传》中所评论的:

“汉兴之初,反秦之敝,与民休息……而天下晏然,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至于文、景,遂移风易俗。是时,循吏如河南守吴公、蜀守文翁之属,皆谨身帅先,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29]

君子维护和建设公序良俗,另一重要途径是通过居乡教化乡里,此实为古之“师道”。孔子曾言:“《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30]这是从较为消极的层面而言的,但是,实际上,在政治昏暗之时,君子不仕而居乡,既是一种政治上的态度,其效果也未必不显。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明末东林党人居乡讲学教化,对当时的民众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就像有的学者所说,“东林党通过书院讲学培植儒士群体意识,以此讽议朝政,针砭时弊,参与国事,一方面企求重建封建统治的正常秩序,另一方面也试图对社会做某些改造。这种改造首先表现在他们要求把封建专制皇权,进行一定程度的制约,使其纳入到孔孟儒学理论的框架之中。……我们又不能根据这种政治道德论思想,把东林党人仅仅视为一些道德救世论者。东林党是晚明统治崩溃前夕,从统治阶级中游离出来的一个政治改革派别;东林党人的活动正是一小部分知识分子,代表着‘社会良心’发起的政治自救运动”。[31]进一步而言,君子居乡,并非只能在政治昏暗时才能彰显其教化作用,在一般政治较为清明之际,仍然可以以自己的君子之行,促进公序良俗的形成和发扬。比如,中国古代多有隐居不仕的君子,其时并不是政治昏暗之时,他们基于以身化俗不必从政的理念,对公序良俗的建立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比如《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载:“其后谷口有郑子真,蜀有严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时,元舅大将军王凤以礼聘子真,子真遂不诎而终。……君平年九十余,遂以其业终,蜀人爱敬,至今称焉。及雄著书言当世士,称此二人。其论曰:‘或问: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盍势诸名卿可几?曰:君子德名为几。梁、齐、楚、赵之君非不富且贵也,恶乎成其名!谷口郑子真不诎其志,耕于岩石之下,名震于京师,岂其卿?岂其卿?楚两龚之洁,其清矣乎!蜀严湛冥,不作苟见,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虽随、和何以加诸?举兹以旃,不亦宝乎!’自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郑子真、严君平皆未尝仕,然其风声足以激贪厉俗,近古之逸民也。若王吉、贡禹,两龚之属,皆以礼让进退云。”[32]对于这些人在促进公序良俗上所起的作用,《汉书》曾引孟子之言大加肯定,[33]认为其大大推动了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

三、不“变俗”与求“西用”

中国古人又格外重视君子重建或恢复公序良俗过程中的策略性和可行性,即君子在重建公序良俗之时,又要注意不求“变俗”。关于这点,《礼记·曲礼》中曾有明确说明:

“君子行礼,不求变俗。祭祀之礼,居丧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国之故,谨修其法而审行之。去国三世,爵禄有列于朝,出入有诏于国,若兄弟宗族犹存,则反告于宗后,去国三世,爵禄无列于朝,出入无诏于国,唯兴之日,从新国之法。”[34]

关于这点,《礼记·中庸》中也有类似记载,其引用孔子的话说:“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

对这段文字,《礼记正义》的注疏解释说:“……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此天下所共行,天子乃能一之也。礼,谓人所服行也。……上经论贤人学至诚,商量国之有道无道能或语或默,以保其身。若不能中庸者,皆不能量事制宜,必及祸患矣。因明己以此之故,不敢专辄制作礼乐也。……若贤人君子,虽生今时,能持古法……当孔子时,礼坏乐崩,家殊国异,而云此者,欲明己虽有德,身无其位,不敢造作礼乐,故极行而虚己,先说以自谦也。”

上引注疏,其大意是说:即使有大德如孔子,但是如果没有其政治权力和地位,也不应该擅兴制度礼乐。这种解释是否有道理姑且不论,但是其强调不妄“变俗”,则说明中国古人对于恢复和重建公序良俗有着清醒的策略认识。

其实,中国古人向来强调以德化人,这种“德”不见得非以某种具体形式表现出来,主要是一种精神气质和仁爱情怀,只要做到有真正的“德”,就会如孔子所说的:“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35]古代中国“君子”的最重要特征就是敬德守礼,只要自己做到德行高尚,则民“自化”。

当然,不妄变俗,也并非说要放弃原则,君子也绝不做乡愿,只是说不要不顾当前实际而强行推行某种风俗和制度,而是要有好的策略和方法。

另外,中国的君子文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主张“不言而教”“不言而化”的,这种思想看似迂腐和神秘,其实是有其心理学和文化学的基础的,我们不当简单否认。因为,中国文化最推崇的是以践履修身、反对空谈的,这点与西方的主动“传教”的做法有很大不同。鉴于这种以“身教”为特征的中国文化传统在当今中国仍有较为深厚的土壤,因而,如何把握这种文化的“度”,适当与西方的主动宣传相结合,即以“西法”“为用”,也是应当予以注意的方面。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小康”社会时指出:“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小康’这个概念,就出自《礼记·礼运》,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使用‘小康’这个概念来确立中国的发展目标,既符合中国发展实际,也容易得到最广大人民理解和支持。”[36]这充分说明,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建设国家时对于传统文化充分重视和汲取。

不仅如此,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强调了在建设小康社会时要注意公序良俗在农村和全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一定要看到,农业还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农业基础稳固,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业……”[37]习总书记此处所说的“和谐稳定”“安居乐业”不就是公序良俗的具体化吗?

要之:相对于“君子”有“道德修养优良者”和“居官者”两重含义,更兼之君子之促进“公序良俗”有“居官”和“居乡”两种选择,所以,我们认为,居官之君子,应该努力利用自己的职务和社会地位,宣传、推行和弘扬君子文化,促进公序良俗的完善,所谓“兼善天下”;居乡之君子,虽然无位可居,仍有义务“独善其身”,并努力以自己的修为影响、教化人民。这既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人的责任,也是当前社会、政府和人民的要求和期盼。当然,君子弘扬公序良俗还应该包括以下数端:一是公序良俗的重要思想前提,乃恢复对传统文化的敬畏和汲取,当前知识分子群体尤其责无旁贷;二是公序良俗在建设主体上首赖于重塑儒家人格精神。限于篇幅,留待后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