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不打破旧规矩，就是死路一条！

谢高华下基层调研，好像已经上了瘾。

一有时间，谢高华就往下面跑，独自一人去各个公社大队，去与各种各样的人聊天。秘书杨守春，县委办副主任吴唐生、邵唯一等人，后来如果发现谢书记突然没了踪影也不再着急，知道他肯定会在“过足了瘾”后自己回来。可他独自下去调研总不是个办法，吴唐生等便以他们也想了解实情，也想与群众打成一片为理由，要求他每次外出都带上他们中的一两个。谢高华觉得这确实是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便允诺了。

廿三里，一个非常有特点的地名，是位于义乌县城东的一个人民公社，时属义东区管辖，因与县城、苏溪公社和东阳县城的距离均为二十三华里，故名廿三里。谢高华已经听说了，廿三里是一个颇为热闹的小市镇，商品经济搞得蛮兴旺，他当然要去走一走。

去那里之前，他特意叫上了县委机关的“大笔杆子”杨守春。一是因为比谢高华小整整20岁的他，吵着要跟书记下乡调研，刚从省委党校学习回来，说想搞几篇有分量的调研报告；二是因为杨守春三年前已为廿三里的“鸡毛换糖”现象写了一篇《“鸡毛换糖”的拨浪鼓又响了》，发表在1979年3月24日的《浙江日报》第二版上，是全国第一篇报道义乌“鸡毛换糖”这一小商品经济形式的新闻稿，当然是持高度肯定态度的，影响颇大。谢高华已让杨守春把这篇文章拿来，仔仔细细看过，大为赞赏。今天要去廿三里现场看看，杨守春自然非陪同不可。

廿三里公社廿三里大队第二生产队的大晒谷场，位于廿三里集镇最中心地段。晒场着实不小，密密匝匝地聚集着200个左右的简易小摊，没有摊位，没有雨篷，所有摊贩都席地而坐，所售小商品要么放在篮子里，要么摊在身前的塑料布上。顾客们在各个地摊中间穿来穿去，方便却显凌乱。这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市场，只是摊贩们集中在一块儿而已。

不过，在眼前形势下，能在国营商店、供销社之外允许存在另一种商品交易形式，让摊贩们公开交易，哪怕交易场所不算大，交易量也不大，也够大胆了。

谢高华由杨守春领着，在这个晒场转来转去，不禁看呆了。

他蹲下身，像一个也很想做买卖的外地人一样，与摊贩们聊起来，实在听不懂、讲不明白的，就由杨守春翻译。聊着聊着，他越发感兴趣，还摸出随身带的工作笔记本记下来。可能蹲着有些累，后来他索性扯过一张旧报纸，垫在屁股下坐在地上。

在廿三里及周边，家里偷偷开糖坊的有不少，当然没有食品生产许可证。他们用义乌地产甘蔗熬成红糖，再用红糖做成糖粒、糖饼、生姜糖，放在篮子里自行兜售，自己成了卖糖人；或者批发给他人，对方有可能是挑着糖担，走街串巷售卖的职业卖糖人。由于先前卖糖人在交易时，需要用锤子敲打糖刀，把糖饼切成一小块一小块再卖，所以卖糖担往往被称为“敲糖担”“换糖担”，卖糖人群体被称为“敲糖帮”。

“敲糖帮”在中国南方许多地方都有，义乌因“义乌青”甘蔗品种好，种植面积广，蔗糖资源丰富，“敲糖帮”的规模一向较大，且历史悠久，据说最早可以追溯到两汉时期。后来的“敲糖帮”不再仅仅是卖蔗糖，因义乌一带农村向来有用动物毛发沤肥的方法，加之百姓生活中也需要日常百货，“鸡毛换糖”“鸡毛换百货”以及“废品换百货”的交易形式随之出现，原先的“敲糖担”便又有了“小货络头担”等称呼。

再发展下来，便是直接做小百货买卖了，即从各地的商店、厂家直接批发来百货，在此零售。有的则是自己生产小百货、小五金等并设摊销售，渐渐形成了“前店后厂（坊）”的生产经营格局。事实上，在廿三里、稠城等地，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单纯的卖糖人、“敲糖帮”已经极其少见，“鸡毛换百货”“废品换百货”以及从事零售的货郎担、地摊越来越多，摇动拨浪鼓是沿街叫卖的小贩们最常用的招徕顾客的手段，也是义乌货郎担最鲜明的标志之一。

“那么，你们在这里摆摊，有营业执照吗？”谢高华问。

“没有营业执照，但我们每个地摊每天交给义东工商所1块钱的管理费，税务所向我们收每月30块钱的定额税，有了税票，就是有执照了呀！毕竟这场地是义东区委租下的，平时还要有人管我们，收管理费、收税，这天经地义，只要他们放我们进来做买卖就行。”一位专门卖黄瓜刨等日用小五金的小摊贩回答。他说他在这里出售的东西，都是自己亲手做的。

“这个收税方法好，大家都不吃亏。”谢高华对这里管理费和定额税的收取方法很赞赏。

“所以这里摆摊的人越来越多了！”好几名小摊贩抢着说。

“那你们一边要卖货，一边要搞生产，能忙得过来吗？”谢高华又问。

“唔……不瞒您说，我的糖坊里雇了两个人。一个是我侄子，17岁了，初中毕业了没事做，就在我这里干；还有一个是邻居，60多岁，以前是做糖师傅，手艺好，还能帮我看家。”旁边一个卖糖摊的摊主凑上来，得意地说。

“不怕政府把你们的‘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吗？”谢高华微笑着，像是给他们出考题。

“摆个小摊，能摆成资本主义吗？本来就是赚点小钱，贴补家用的，况且农忙时我们还不是在种地？”“以前割过，多养几只鸡政府都不让呢，现在好像有些睁只眼闭只眼了，我们才有胆量做些小买卖。我相信政府以后不会再没收我们的货郎担了。”“趁政府还没有向我们动手，摆一天算一天吧，反正我这尾巴也值不了几个钱。”……一伙人七嘴八舌地说开了，谢高华不住地点头，表示说得有理，说得客观真实，鼓励他们继续说下去。

一个身前的塑料布上摆满各式百货，专收鸡毛鸭毛、鸡内金、鳖壳的摊贩听这里聊得起劲，也伸过脑袋，冲着谢高华说：“你别看鸡毛鸭毛的不值钱，可也是积少成多。有了这个摊，说实话，家里的日子好过不少，至少可以偶尔买肉吃了。”他自豪地说：“我用小百货换来的鸡毛鸭毛，扛回家里后，再与老婆、孩子们一起细心地挑过，把最齐整的、长短一致的挑出来，卖给公社办的廿三里羽毛厂，鸡毛鸭毛卖出去的价格就高了。告诉你，我们廿三里羽毛厂的羽毛球，还出口到外国去哩！”

“廿三里的小摊小贩一直不少，以前都散布在街上，或者沿街叫卖，还经常遭取缔，打击得最厉害的时候，有的摊贩甚至还被关押过。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像现在这样的交易场所其实还是不规范的，属于自发性质的，说不定随时会被关掉，可群众对商品交易的积极性实在太高，义东区和廿三里公社的做法是因势利导，在这方面他们已经是最大胆的了……”杨守春轻声介绍着，一边把已经坐得腿脚酸麻的谢高华从地上拉起来。

“‘鸡毛换糖’这件事，曾经还是义乌县委县政府的包袱哩，尤其是以前，还成了义乌‘大搞资本主义’的铁证据，有不少干部因此被处分，丢了‘乌纱帽’。前几天来您办公室的义东区委书记吴锦泉，一听到‘割资本主义尾巴’就害怕，因为义东一带从事‘鸡毛换糖’小商品经营的农民特别多，超过了城阳区和稠城镇，每次要‘割资本主义尾巴’，义东就首当其冲。所以，以前来县里开会，吴锦泉书记就不敢往前排坐，生怕又要挨训。这回来您办公室时他也不汇报‘鸡毛换糖’的事，因为他还摸不准您的态度……”杨守春又补充道。

“为什么要割，为什么要关？为什么要处理干部？人民群众需要它，它还是国营商业经济的有益补充，就应该引导、鼓励、放开才是！”谢高华有些激动，划了两根火柴，才把香烟点着，吸了几口，稍稍平静下来，“……不过，我现在还不能简单地下结论，毛主席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对于通过调查而了解到的情况，必须加以研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研究很重要，只有通过研究，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所以，廿三里是我调查‘鸡毛换糖’小商品经济的第一站，我还要去稠城北门街、县前街，还要去苏溪和大塘、平畴、徐村，听说那里也有不少‘敲糖帮’。”

谢高华伸手与那些摊贩相握，说“你们辛苦了”。摊贩们握完手面面相觑，似已意识到此人绝非想做买卖的外地人，虽然看上去相貌普通，但说不定是个大官。

苏溪、大陈、义亭、下骆宅、吴店、徐村……谢高华一个公社一个公社，甚至一个大队一个大队地跑下去，了解基层实情——关于农业生产、农田水利、农村道路建设、计划生育……但他慢慢地把最大的关切点转移到城乡小商品经济上来。这段时间，他最得意的一件事，是下边的农民，包括不少基层干部还不认识他，都会“不设防”地向他反映真实情况，加之他满脸笑容，态度和蔼，经常与农民并肩坐在堂前间、作坊里、摊位前，甚至一起坐在田塍上，一点架子都没有，交谈时还经常附和对方的说法，所以每次与农民和基层干部聊天，都能获得不少第一手资料。

吴唐生、邵唯一和杨守春当然每次都想陪着他，但他不希望兴师动众，至多只带其中一个。下基层时，他从不通知公社领导，免得妨碍他们工作，也免得他们打扰自己的调研。这方面他最清楚了，农民最不愿意在公社、大队领导面前多说，怕一旦说错，会被“秋后算账”。掩去身份，悄悄地来，诚恳地聊，悄悄地去，这是他最乐意采用的调研方式。

那辆半新不旧的吉普车又要出发了，这一回谢高华准备去十多公里外的佛堂镇。佛堂也是一个农村商品经济颇为发达的小镇，历史上的佛堂，红糖、火腿、老酒、小五金等民间手工业颇为发达，也是一个重要的水陆码头，老百姓的商品意识较浓，谢高华早就打算要好好地去探看一番。要不是来回步行耗时，他肯定不想坐这辆吉普车的。

在机关大院门口，他遇见了县工商局局长郑松青和副局长叶荣贵，他们恰好也想去佛堂镇办事。谢高华马上拉他们上车，想趁坐车的时间与他们聊聊，了解一些情况，主要是听一听工商部门对“鸡毛换糖”这类事情的态度。郑松青和叶荣贵当然听从。

其实，两位局长心里有一点点犯怵。就在前几天，在一座村庄里做调研的谢高华，发现那个村里不止一处开着代销店，蛮有兴趣地停下来察看。随行者中正好有县工商局的人，当场指出这几家代销店是违法经营，要求关闭。因为曾有文件规定，一个行政村只能开一家代销店。没料想谢高华阻止了工商局的同志，说话还有些厉害：“你们不要吃饱饭没事干，只要百姓需要，他们想开几家都可以，不要去限制。”弄得工商局的人很是尴尬。郑松青和叶荣贵担心这一回谢书记又会在哪件事情上“作梗”。

吉普车出了大院，在县前街上右拐出城，一小段路竟然费了不少时间。街道狭小不说，主要是早市已过，街上仍聚集着不少小摊小贩，有的还席地而坐，差不多已把地摊摆在了马路中央，三轮车、自行车和行人乱作一团。坐在副驾驶位上的杨守春不得不把手伸出车外，使劲地拍着车体，司机也不停地按喇叭，才让车挣扎着穿过街道。谢高华又把烟点上了，颇有兴趣地看着窗外。

“义乌这地方真是有点怪，割资本主义尾巴永远割不干净，割了，又长出来，割了，又长出来，而且长得非常快。我记得很清楚，1974年，这北门街上就已经有小摊小贩了，每天一大早就自发地聚在这里，中午前散掉。当时我们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怎么打击都没用，过了几天那些摊贩又来了，很多已成了我们‘打办’的老熟人。”叶荣贵客观地介绍。

“那些老熟人，好多还活跃在北门街，生意还比以前做得更大。”郑松青回忆，“我了解到的情况是，早在60年代，消失多时的义乌‘换糖担’就又出现了，廿三里等地还出现了鸡毛市场和废旧市场，专门到外地收鸡毛鸭毛的‘敲糖帮’人数还不少，鸡毛等杂肥都用在了田里，专门搞‘鸡毛换百货’‘废品换糖’的也很多，货郎担里什么小东西都有，甚至还有避孕套。有些大队还允许‘敲糖帮’外出，给他们外出收鸡毛鸭毛算工分。县里曾经还发过临时许可证，叫‘小百货换鸡毛杂肥临时许可证’，老百姓俗称为‘鸡毛换糖许可证’，还发给他们购物簿，允许他们去国营商店批发小百货。据说那时有‘小小义乌，万副糖担’之说，可能有些夸张，但的确兴盛得很。”

“不夸张！”叶荣贵说，“那时候，廿三里、苏溪、后宅，‘敲糖人’不要太多哦，有的是祖孙同去，有的是父子搭档，有的是夫妻双双，有的是全家出动。当时群众买卖很不方便，小百货等商品少之又少，‘敲糖帮’更受欢迎。这样的势头，谁扼制得住？”

“不去扼制，反而允许，县里的胆子和压力也够大的了！”谢高华感叹。

“当然要扼制，但只能紧一阵又松一阵，尤其是在上级下达文件，必须割尾巴时，县里也好，我们‘打办’也好，只能按照上级要求打击。县里组织公安和‘打办’，把‘敲糖帮’特别是生意做得比较大的，关起来办‘学习班’，让他们交代问题，交出熬糖工具，没收糖块、鸡毛鸭毛和小百货，有的还被揪出来批斗，搞得很惨，有的人不得不歇业在家，或者去种田，但群众对他们还是蛮同情的。而且，比起周边各县，义乌的出手还是蛮软的，所以到现在都没弄干净。”郑松青讲述得十分细致。

“看来，义乌以前的领导还是留了一手的……”谢高华不无感慨地说，“他们留下了城乡商品经济的种子。”

“……要说我们的建议，取缔是不可能的，放开则有些冒险，而且如果真的放开，就会没法收拾，比如最后发展到有一万个摊位、两万个摊贩呢，那简直可以把整个义乌都弄成一个摊贩的天地了，所以我们觉得暂时维持现状是最保险的。说实话，如果上级不来让我们打击他们，同时把现有的摊贩清理一批，规范一批，那已是最理想的了。这也是我们身边不少人的意见。”郑松青一边试探着说，一边观察着谢高华的表情。

谢高华连续抽了好几口烟，没有搭腔，只是示意他们继续说下去。

“说实话，我们工商方面现在遇到的最大难题，是怎样强化管理。只有加强管理才能控制规模，只有收取管理费才能让他们规范起来，但是我们实在缺人手，工商局包括下面的工商所就这么些人，如果要像廿三里那样，把摊贩们集中在一处，哪里找得到这样的地方啊？”

“能不能由政府出面，先在稠城开办一个，容纳1000个摊贩，或者规模更小一点的，做个探索呢？”谢高华征询道。

两位局长怔了一下，互相对视了一眼，似乎揣摩出了谢高华的主张。停顿了一下，郑松青说：“允许他们存在，我觉得这没问题，可是……在上级没有明文规定的前提下，政府出面，大张旗鼓，搞出一个正儿八经的交易市场来，好像有些冒险。”听得出，郑松青的意见并非全然反对，而是流露出谨慎、观望，不敢打头阵的怯意。

谢高华把烟头捻熄在座位旁的小烟灰缸里，“嘿嘿”笑了一声，说：“不敢冒险，不敢由政府出面，不敢搞得正儿八经，只敢小打小闹地安于现状，这可不符合改革开放的宗旨哦。”他这样说，两位局长不由得抬起头来看着他。“小平同志说过，千万不要搞‘禁区’。改革是什么？改革就是要跨过禁区、冲破禁区，打破旧规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走别人不敢走的路。上级没有明文规定，那也就是没有明文反对嘛，你们不能老是拿死板的文件来办事，更何况以往的规定许多已不符合当今形势，之所以把你们原先的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改成了工商行政管理局，就是让你们不要再动不动就打击了。”

郑松青和叶荣贵不由得笑起来。

佛堂镇快要到了。谢高华不想直接进镇子，他想先到镇周围的几个地方转转，看看搞家庭副业经济的氛围怎么样。

谁知刚进王宅公社宝山头，在村庄外的空地上停下，就有人悄悄过来，隔着车窗玻璃向里面窥看。他可能还不认识谢高华，看到了郑松青和叶荣贵却似乎大吃一惊，转过身马上快步向村庄里面跑去，一边还对路上的人喊着什么。

随着他的喊声，不少小店赶紧打了烊，还有一些摊贩正在四处逃开，有些农居房也忽然关了门，情景有些怪异。

郑松青和叶荣贵马上明白了什么，苦笑道：“糟了，他认出我们了，是去里面通风报信的，以为我们又来打击投机倒把了！”

明白了原委的谢高华笑起来：“还是把你们当成‘打办’的人，避之不及啊。看来，下次我再也不能与你们一起来了，否则，连找个人都找不到的。”笑毕，他又开了个玩笑说：“松青，如果你待在家里喝茶、看报纸，义乌经济或许会发展得更快，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