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胆改革创新的事情不能再等

快到5月底了，已经有好几天没有下雨，空气有些干燥，还好清晨有些凉风，在街道上轻轻地卷过。习惯早起的居民坐在屋前的空地上，吸收着晨间的这股清爽，给自己添注活力，而当太阳爬上竿头，他们早已戴上草帽去了郊外田里，或者躲进屋里劳作。

尽管前段时间清理过一次乱摆摊的，赶走了一批，但县前街上仍有不少摊贩，谁让这里是义乌城的核心地段呢。他们都是没有营业许可证和经营场地的，所谓经营场地，无非就是允许他们摆摊的狭窄的北门街的“位子”。那些没有“位子”的摊贩只能在县前街及附近的街巷里出没，连拨浪鼓都不敢摇得太用力。

县委县政府机关大院门口，快到中午的时候，一名40多岁模样的妇女，踮着脚向里张望。门卫问她找谁，她不说，只是退后几步，依旧等着。门卫怀疑她是个前来“申冤”的来访者，好像前几日也来过，便又追问她找谁，她含混地说了一句“我等一个人”，依旧不肯离去，却摸出一支香烟点着，一边抽着一边等。女性嗜烟者毕竟是少数，门卫多看了她几眼，还是觉得让她站在这里有些不妥，又过来让她再退后些，不要站在大门口正中。

过了一会儿，有个人走过来看见她，互相打了招呼，两人并肩站着，嘀咕了一通。那妇女顿时明白了，扔了烟头转身离去，朝机关大院对面的南门街走，接着又拐入一条名叫“朱店街”的小弄堂。这里有家“菊芬理发店”。她望进去，坐在理发椅上、正在刮胡子的那个中年男子，个子不高，衣着朴素，瘦脸，头发略有灰白，不正是刚才那个熟人说的刚来的县委谢书记吗？这下子找到了！妇女兴奋起来，正想一头冲进去，但又想到不该在人家理发时贸然打扰，便站在小弄堂口再抽一支烟，耐心等待。

没多久，谢高华摸着刚刮净的腮帮，从店里出来。他是趁中午休息时间，过来这里理发修面的。刚准备走出小弄堂，就被眼前这个中年妇女拦住了。

“您是谢书记吧？要不是熟人告诉我您在这里，我真还找不到您呢！”妇女的口气不无欣喜。

“我是。找我有事吗？”谢高华顾自朝前走去，出了小弄堂，已经走到南门街上了。

“书记忙，我找您找了三次都没找到。我叫冯爱倩，在街上摆摊的，做点小买卖养家糊口，家里有五个孩子。但政府的人就是赶得我无处落脚，说我没有摊位证，无经营场地，还要罚我。政府为什么不让我摆摊，还要拿这么高的罚款罚我，逼我干不下去呢？”开始时还蛮有礼数的冯爱倩，说到不让她摆摊，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

“你没有经营场地，在街上露天摆摊，政策当然不允许！”谢高华平静地说。

冯爱倩一听，急了，跺了一下脚说：“但我没工作，没田种，政府又不让我摆摊，那我们一家人吃什么？”

从这个妇女的执拗劲中，谢高华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他停下来，打量了她一眼，本想说些什么，却发现身边已经围拢了不少人，有的抱着臂膀等着看吵架，有的互相嘀咕议论着什么。谢高华担心有人认出他，想了想，说：“你到我办公室去说吧。”便继续朝前走去。

冯爱倩心里一紧，心想，把我叫进办公室，会不会像以前那样，把我这种无证的摊贩抓进去关起来？但又觉得好不容易找到了县委书记，不能白白地把这机会浪费了。她跟在谢高华身后，走进办公楼，走进谢高华的办公室。

书记的办公室完全没有想象中的考究，狭小而凌乱，办公室里也没有别的人，更没有人来抓她。谢高华一时没有说话，只让她坐下来。冯爱倩没有坐，仍是气呼呼地说：“你同意，我要摆摊，不同意我也要摆，否则家里人会没饭吃！”一边还在办公桌上敲了好几下。

谢高华对冯爱倩话语中的冲撞并无责备之意，更没有与她吵架的意思。他给她倒了开水，把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你没有经营场地，在街上露天摆摊，政策是不允许的。我们正在想办法，把‘鸡毛换糖’的事情规范起来……”

冯爱倩呼出两口气，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鸡毛换糖’是我们义乌的老祖宗传下来的，义乌人多田少，不让人做些小买卖，那么多人怎么活？”

谢高华微笑着，还点了点头表示有同感。冯爱倩的情绪稍稍缓和下来，觉得自己在书记面前表现得过于急躁了。她看见书记办公桌上已经满了的烟灰缸，便摸出一支香烟递上去。

“噢，还是‘大重九’。抽得起这个烟，说明你的生意还不错嘛。”谢高华回敬了她一支烟，是他一贯抽的“蓝西湖”。

“这烟是在外跟人打交道时用的。以前我也不抽烟，摆了摊以后才学会，不过现在每天也就四五支。”书记的和蔼打动了冯爱倩，觉得在他面前很多话但说无妨，便慢慢道来。

“我家在佛堂镇下面的和平村，我一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家里一直穷，小时候肚子从来没有填饱过。长大后曾在县劳动服务公司当营业员，1962年，我被‘精减’了，户口被从城里转到我的婆家柳青公社。幸亏我老公杨兴桂在城阳区供销社工作，有几块死工资，我也当了供销社临时的家属工，但家里不宽裕，有时候就是揭不开锅。记得有一年，家里没了米，我跑了六户人家去借米都没有借到，直到在第七户人家那里，才借到了两斤米。这样的日子怎么过得下去？没办法，后来我拖着孩子，在义乌饭店做临时工，什么都干，一干就干了七年，可这也不是长远之计……”说着说着，冯爱倩的眼睛不由得湿润了。

“从1980年年初起，我就开始摆摊，做这样的小买卖了。在稠城商业联合社银芝的帮助下，我从县百货公司批发来纽扣、别针、鞋带这类最便宜的小百货，再零售出去，赚点差价，相当于‘换糖担’那样的百货担。第一天就净赚回来6块钱，第二天比第一天又多一点，到了第三天，我跑得更勤快了一些，赚了22块钱，哎哟，我们全家都高兴得不得了，这下子有饭吃了！”冯爱倩滔滔不绝地说，“从此，我挑着担子走街串巷，每个月的农历初一、初四、初七，是廿三里的集市日，我就去那里摆摊。当时稠城镇是农历逢双集市，我又跑到那里摆摊。这一批小百货卖得差不多了，就乘车跑到外地进货，去过金华、衢州、龙游、绍兴、苏州、温州……吃不上饭、在车上过夜是常事，好几回还差点丢命。一般都是连夜赶回家配好货，第二天再去赶集市。我知道哪里的货最便宜，消息都是同伴告诉我的。”

“你的同伴们差不多都是这样做的吧？”谢高华觉得这是一个了解小商品摊贩们经商情况的好机会，鼓励她讲下去。

“是啊，这几个钱可不是这么好赚的。往往辛苦是其次，最头疼的是政府不允许。您可以猜得到，一开始我是个无证无照的摊贩，政府的人一过来，我就不得不挑着担子‘跑路’了，东躲西藏，有时还得求着他们不要没收我的东西，很可怜的。没办法，我写申请，找关系，求人，嘴皮子都要磨破了，花了足足一年时间，在这一年的12月，才搞到了一张营业许可证。可经营场地我想尽办法也拿不到啊，只能流动摆摊。生意还是很难做。比如进货，背着大包小包乘火车乘长途汽车经常被人拦下来，在外地进货时也很麻烦，吃过的苦头一时间真是说不完。”冯爱倩还特意拿出她的营业许可证，给谢高华看了一下。

“那你现在需要我为你做什么？”谢高华耐心地听完，直截了当地问她。

“要政府同意我在街上摆摊，让我能赚点小钱养家，不要再赶我。”冯爱倩说了自己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事。

谢高华当即很干脆地说：“现在知道你的困难了，我理解你，同意你摆摊。”

“太好了，谢谢书记！……可是，市场管理人员又来轰我怎么办？”冯爱倩不免担心。

谢高华承诺道：“我会打电话告诉他们，要他们不来赶你。”

冯爱倩这下子开心极了。她相信，堂堂县委书记亲口答应的事，已用不着再担心，假若再遇到什么事，可以再找他。她满意地站起来，连声向书记道谢。

冯爱倩走了，谢高华却依旧站在窗前，一口一口地吸着烟，注视着窗外楼下的大院，初夏的县城，以及远方隐隐的山脉，心里一直思忖着，应该对遍地的小摊小贩做出怎样的一种安排。是的，从前段时间调研了解到的情况来看，是否放开小商品市场经营，是否扩大城乡商品经济，已经成了义乌今后发展的一个关节点。放开将会如何，限制将会如何，保持现状又将会如何，必须有个客观的分析，必须有个准确的预判，而这个分析和预判又必须符合改革开放的形势和要求，又必须契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特征和性质。那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究竟又具有怎样的形态，而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大环境之下，又怎样做到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是的，调查研究还应该继续深入，而今天与冯爱倩的交谈，也是一次意外的别具一格的调研，让他从更真实、更生动、更客观的角度，考虑小商品市场开放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没错，这件事情不能再等了。

入夜后的义乌县委县政府机关大院依然很热闹，这又是谢高华来了以后的新景象。大门口不时有干部进来；刚供应完晚饭的食堂里，师傅们还在忙碌地打扫；会议室则灯光大亮，提前到场的县级五金、小百货、小塑料、小针织、小玩具等二三十个种类、两千多花色品种的小商品。经营方式是批量销售为主，兼营零售。党的十二大胜利召开，像春风吹开了这个小百货市场个体商贩的张张笑脸。城阳商企所干部通过学习认为，有党中央撑腰，湖清门市场，应该让它存在和发展……”谢高华放下文稿释读，“你们听，这篇报道说清了小商品市场的性质和地位，更是明确提出了小商品市场的开放符合党的十二大精神，就是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精神。”

“马克思、恩格斯都说过，社会主义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经阶段，而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就是让它拥有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社会的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是大工业的充分发展和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这句话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把全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理论依据之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如果连人们的肚子都混不饱，如果人们的口袋里没有几个钱，怎能做到社会的基本稳定和发展？怎么谈得上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不要小看货郎担，不要小看小商品市场，说不定，义乌社会经济发展的优势，义乌最大的生产力，就在这里！

“我调研过一家工艺品加工作坊，业主有技术，有场地，有资金，他把这些都投入到了加工作坊中，还带了6个学徒，学徒每刻1只拿0.3元，业主拿0.1元，一天可刻20只，学徒得6元，业主得2元，业主从6个学徒身上每天总共能获利12元。学徒靠的是劳动取酬、勤劳致富，业主除了勤劳，还靠他的技术、场地和资金。这样做允不允许？方向对不对？是否符合原有政策？说实话，有很多干部说，这是一个资本家的加工作坊，翻了天了，连去都不敢去。我去了，详细地了解了加工作坊的来龙去脉、工艺制作难度、生产资料的归属、利润的产生和分配等等。他带了6个学徒，数量好像有些多了，但哪怕他带了60个，在庞大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面前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它只能是一种补充，而不可能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对于这样的现象，我的态度是，不要怕，不要着急，更不要忙着去取缔，而是要取其利去其弊。

“还有另外一个调研实例，很多人可能都认识他，就是廿三里公社郑山头的潘茂法，16岁起就摇着拨浪鼓挑着货郎担干‘鸡毛换糖’，为了赚点小钱吃尽苦头，不单是爬山越岭、风餐露宿，而且货品不知被各地‘打办’的人没收过多少回。他告诉我，那一回在湖州，看到当地姑娘的脖子上都有一条花花绿绿的围巾，觉得很好看。可能为了省钱，也可能是运气，他从垃圾堆里捡了一条这样的围巾，发现是用纱绸料做的，想到义乌还没有这样的纱绸围巾，但自己完全可以做出来。回家后潘茂法就把自己家唯一的那头耕牛卖了，换回一笔资金，从‘敲糖帮’变成了作坊小业主。他买来纱绸布料，用一把剪刀一把电烙铁偷偷生产，生意越做越大，还带动了本大队的社员与他一起干，让郑山头多了不少个体户，一起赚钱致富，整个村庄的经济面貌也正在改观……同志们，像潘茂法这样的个体户，尽管从事的不是农业生产，但在商品经济领域做出了很大贡献，难道就不应该提倡吗？”

以身边的故事来阐述对发展商品经济的思考，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并始终以自己的观点和热情去影响众人。

“义乌的个体经营活动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生命力？那么多年来，有多少批工作组、工作队全力以赴地去阻止它、打击它，却一直对付不了它，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大家的深思。说实话，我到义乌工作之前，在衢州一带担任过多年的区、县级领导，也受到‘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干过‘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事情，结果怎么样？没看到老百姓越来越富，只看到老百姓更加穷困，甚至连饭都吃不饱，这个教训十分深刻！说得明确一点，我觉得‘割资本主义尾巴’实际上是在剥夺农民的权利，根本谈不上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样做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谢高华轻拍了一下桌子，以加重他的语气。

全场安静，大家不漏过谢高华说的每一个字。有人在微微点头，有人做思考状，有人在埋头记录。

“当然啰，人的观念的改变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无论干部还是群众，过去长期受‘左’倾思想的禁锢，‘怕’的思想是不可能在短期内根本消除的。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深刻领会中央精神，学习马恩理论，在座的每个人都要积极主动地写好学习体会文章，把你的思考和建议写出来，哪怕提反对意见也行，我会来回应你。这是个硬任务。另一方面，我们要多下去调查研究。为什么有的人一听要把‘敲糖帮’都放出来，允许农民从事‘三产’做买卖，就以为洪水猛兽要来了，紧张得很，忙着反对？这是因为他们对最最普通的农民的生产生活不了解，哪怕是农民出身，哪怕是基层干部，但因为沾染了官僚主义习气，有的人对老百姓真实的喜怒哀乐、安危冷暖，还是隔了几重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