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合家到分家

一次偶然的机会，马礼全见到了土制轧花机。

尽管在相当长时间内，他对机器的使用还停留在木制牛爿车、木制弹棉机上，但是使用机器的高效率，还是让他很是着迷。1907年，马礼全开始用木制的“土机器”轧棉花，以土办法从事籽棉加工皮棉。大约在1925年，他买回来了一台“洋车”。

不过，因为没钱，所以马礼全并没有给这辆洋车配备动力，只能靠脚踏。但这无疑让马礼全成为三北地区舍弃镰刀锄头，探索工业企业的先驱之一。加上大儿子马志友逐渐长大，被马礼全推荐到宁波环城南路建善坊瑞宝先生的“正昌花庄”学做生意，也让马家的家庭工厂在宁波有了销售点。大概因为和宁波之间的往来增多，宁波的“成泰花庄”等也成了马家比较稳定的商务合作伙伴。

某种意义上，正是因生活所迫，以及前人的示范、引领，让马氏家族找到了新的生存方式。这也让宗汉乃至整个慈溪在乡镇企业的发展上占得先机。

在马礼全手上，他的家庭企业越做越大，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轧花车间。车间内安放轧棉机13台，马礼全还为它们配备了引擎（煤气发动机），机型分别有16马力、24马力，有专门的柴爿间。采用机器动力后，棉花脱籽能力大大提高，生产的皮棉产品远销多地。

马家的经济形势也因此有了根本性好转，不仅购买了左右乡亲三四十间房屋，并且新建了当时农村少见的楼房：5间二层小楼及3间高大厅房。自马家路至五灶桥丁字路口南端、马家大路两侧很大的地块，都是马礼全所置之业——这个大家庭展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到1927年前后，马礼全的家庭企业也取名为“马如盛花行”，有了自己的招牌。1930年，他又添置机器，开始兼顾碾米。

只可惜，这样的好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由于日本的侵略，尤其是这些豺狼于1941年春先后攻占了宁波、余姚，马礼全的经营秩序由此被彻底打乱。加上皮棉在外运途中，屡遭劫匪的勒索和抢劫，导致工厂经营困难，流动资金枯竭。雪上加霜的是，因为日军的飞机轰炸，马礼全年仅31岁的二儿子马志法英年早逝。这也沉重地打击了马礼全。

不得不承认，马礼全人如其名，在忍痛给子女分家时，对自己寡居的二儿媳俞浓彩格外照顾，不仅把家中临街的两个房间分给了她，而且还分给了她一部16马力的引擎，希望能帮衬孤儿寡母的生活——尽管这部机器在分家之后的好多年，都处于闲置状态，没有被利用起来，但是，也正因为这一引擎的存在，再添置配套的砻谷机、轧米机，让儿媳在1950年前后得以和马信阳的堂兄马信渭、新街村的陈茂连，还有雄剑、胡海林共办了一个私营米厂——工人轧米厂，为周边农户提供稻米加工服务。兜兜转转，马家以另外一种形式再创业。

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期间，马信阳的大伯马志友曾因经常接触革命队伍——来自四明山革命根据地的马育儒、马承烈等人，走上了和前辈马宗汉相近的革命之路。1944年，按照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老百姓习惯称三五支队）领导郭静唐指示，由马志友出任永昌商行经理——这所诞生于浒山板桥头的商行，名为商行，实为向浙东抗日根据地提供军需物资的渠道。这一年，马志友供给四明山根据地的物资，仅土布就有5万多匹。也正是在这一年，同为宗汉马家路人的陈甫卿回乡任学校代课老师。日后，他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永昌商行：“1945年9月上旬，‘永昌商行’择日开张，以收购土布、棉花为主，马育儒任总管，马志友任经理，我任庶务兼出纳。永昌商行是公营的，属行署工商局领导。工商局局长郭静唐是马育儒的老领导、老战友。他们早在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就在家乡一起闹革命了。”

不过，永昌商行并没有存在多久。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游击纵队迅速解放了浙东三北广大沦陷区。同时，陈甫卿也随纵队参加革命。

后来，为了配合党中央的重庆谈判，彰显共产党维护国内和平的决心，同时集中党领导的武装部队，为解放战争积蓄力量——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奉命北撤，商行关闭，而马志友遭到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并连累到了马如盛花行。这也是马礼全最终决定“分家”的一个重要原因。

尽管在安土重迁的农耕中国，大家都推崇大家庭式的生活，分家无疑是对家长的权威或者尊严的一种损伤，而这也意味着马家再难以集中力量做大做强，但是，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包括马家在内的无数中国人前赴后继，不怕牺牲，才最终为我们迎来了当家作主的好时代。

好在薪火相传，就像后来的工人轧米厂，让马礼全的心血一直延续下来，并在日后的演变当中，变成了能够回溯的、具有一定历史地位的中国乡镇企业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