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来了

对马氏家族来说，新中国的到来，不仅圆了所有人的梦想，也让马礼全的子女有了自己的舞台。

随着浙江省会杭州在1949年5月解放，当年游击纵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郭静唐任工矿厅副厅长，由他牵头的国营企业“元丰公司”宣告成立了。马志友接受郭静唐的委任，任该公司副总经理，而马志成则担任该公司在浒山所开设办事处（地址在今慈溪市解放中街双眼井头路南）的主任。尽管兄弟天各一方，但心同在元丰，力同往元丰使。而这公司与他们当年个人创业相比，经营范围广（包括棉花、棉布、大米、日用百货等）、业务数量大（面向全省的商业系统进行大宗物资批发）、工作更加从容。只是，日后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还是极大地影响到了他们。

工人轧米厂也一度遇到了政策上的关卡。1953年6月，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主要政策意图是要将私人工商业改造为计划经济下的公私合营。1954年2月，“一化三改造”（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定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工人轧米厂批办改名为“慈溪县新业临时粮食加工厂”。1956年1月，新业响应“一化三改造”号召，从私企转入农业社成为社办厂，这才缓过气来。农业社的名字——“宗汉黎明农庄”鲜明地体现了国家的现状。加入这个农业社的新业，也因此更名为“宗汉黎明农庄粮棉加工厂”，工厂性质由股份制变更为集体所有制。为此，新业将自己的16马力引擎、17部洋车都交给了农庄。

2018年4月12日，浙商博物馆召开了“中国乡镇企业起源学术研讨会”，依托强有力的档案支撑，经专家学者反复考证，确认慈溪县宗汉黎明农庄粮棉加工厂是中国现存能够找到确切翔实资料的，且至今具有完整沿革传承的第一家乡镇企业。

马信阳也坚信这一结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要知道，乡镇企业的前身就是社队企业。此前，成立于1956年2月的无锡春雷造船厂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第一家乡镇企业（社队企业），但是它的成立时间并没有档案文字记载。唯一可知的，是当地先兴办了春雷农业高级合作社，随即办起了春雷造船厂，即春雷造船厂的成立是在春雷农业高级合作社之后。而在慈溪县粮食局保存的一份《粮食志》中则记载，宗汉黎明农庄粮棉加工厂于1956年年初转入农业社。另外，马信阳还保留着父亲马志成60多年前担任该厂会计时记录下的工作笔记，查阅笔记里所记录的账目可知，1956年1月1日新业临时粮食加工厂已加入农庄（农业高级合作社）——从这里可知，马志成在元丰公司之后，兜兜转转，最终还是回归到这个让他百感交集的企业，并亲身见证了它的属性变迁。

但不管是春雷，还是黎明，这些企业能出现在苏南或浙北，印证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必须和当地的经济条件挂钩，依托相对开放的政策环境和已有的工商业基础。与此同时，乡镇企业的出现，在帮助国家在当年有限的资源条件下，统一原材料市场和消费市场，并进而实现工业化的同时，也给了很多农民变成企业家的机遇。

厂如其名，黎明农庄粮棉加工厂主要经营的是棉花脱籽、稻谷轧米。当时农庄的负责人是陈桂尧，加工厂的负责人则是马信渭，他还一并兼任技师。职工还包括陈清章、马忠福、邹雄见、钟云治、马厚仙，以及马志成——当时他出任工厂会计。当然，还有一些不固定的农民临时帮工。曾在1953年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并在随后5年的部队生涯中立过3次三等功的马厚仙回忆说：“（我）在1957年回乡复员回来后，农业社的负责人陈桂尧叫我（到）轧米厂做工人。当时我就知道这个黎明农庄粮棉加工厂是1956年的春节就转成农业社了。”

相对来说，17岁就到工人轧米厂当工人的马忠福，应该是黎明农庄粮棉加工厂的“元老”了。“工人轧米厂是私人的，是马如盛花行分给二房俞浓彩的。”2017年年底，已是82岁的马忠福在自己的手写稿中回忆说，1954年工人轧米厂改名慈溪县新业临时粮食加工厂后，俞浓彩因故离开了，马志成是会计，马信渭是技师，因为还有胡海林、陈茂连、俞浓彩等人的股份，加上他，正好6个人。

他还记得，慈溪县新业临时粮食加工厂的存续时间不长，因为“一化三改造”来了，直接转到农业社去了，改了名字，但地址还在老地方，“就是原来马如盛家”。当年的黎明农庄粮棉加工厂不但加工粮食，还轧米磨粉，而且还轧棉花。因为村民对轧米轧棉花的需求很大，所以生意一直兴旺。在旺季时，五灶桥停满了装稻谷的船排队等候轧米。这时就得开夜工，吃了夜饭还要加工粮棉……一船船的稻谷运进来，一船船的大米运出去……

黎明农庄粮棉加工厂初起时，马信阳差不多也10岁了。所以多多少少对它还是有一些印象。那时候厂里忙忙碌碌，所有人都不怕苦、不怕累。和马忠福的回忆相似，他也记得当时河埠头的轧米船和轧花船起起落落的景象。为此，他的父亲还买来了汽油灯，将夜晚的工厂照得一片通明。虽然工作时间起早落夜，噪声震耳欲聋，即使每个人都穿着围裙、袖套，戴着那种带有“耳朵”的帽子，但是在当年脱棉、轧花的环境当中，棉絮漫天飞，所以个个还是像雪人一般。不过，没有一个人叫苦，因为一是可以通过这个工厂挣饭吃，二是可以为乡民服务，“我当时的感觉就是他们既辛苦，又为他们感到自豪”。很快，这个加工厂也迎来了转机。

“1960年4月，是我永远不忘记（的）日子。”马忠福说，“黎明农庄粮棉加工厂搬到七甲祠堂去了，机器和工人都搬过去了。”不过，“志成公公迟了一些日子，马信渭有工伤也迟去上班。当时七甲祠堂有个人造棉厂，人造棉厂是地方国营的，它弄棉秆皮织布不成功……”

说来，这又是一个“有趣”但也充满着尴尬的故事。1958年，慈溪当地打算充分挖掘慈溪棉花资源的潜力，探索“将棉花的秸秆皮用于纺纱织布”的“新技术”，所以成立了这个人造棉厂，地址就设在七甲祠堂。而这项“新技术”所采取的方法是：先是将棉秆皮入水浸泡；待其腐烂之后，抽取棉秆上的纤维丝；最后，将纤维丝用于纺纱织布……马信阳在自传《我家创业百年史》中写道：“应该说，这项‘新技术’不是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相关部门甚至还用这个技术提取出了‘棉秆纤维’若干，并且还织出了一块‘样品布’，以此证明：这是科学，不是空想。但最终的事实证明了一点：这个所谓的‘科研成果’，并不能应用于现实的工业生产。”所以，“当‘人造棉厂’的工厂招牌在我们宗汉挂起来之后，人们很快就发现：用这个方法织不出布，更不用说批量生产了——显然，这是一件让人不安、让领导尴尬的事：厂子刚刚建起，工人立即失业。这事传出去会遭人笑话、影响不好。所以，出于救场目的，企业领导尽力让人造棉厂转产石棉布。可是，石棉制品生产必须采取机器轧制，这涉及动力驱动的设备。当时，政府也在推行工业机械化，怎么办呢？于是，在相关领导的指令下，爸爸所在的黎明农庄粮棉加工厂的全套连机器、连爸爸本人在内，一同搬进了人造棉厂。两厂合并，开展轧米和轧棉业务。挂的牌子，却还是名不怎么副实的‘慈溪县地方国营人造棉厂’，以示人造棉厂仍然在正常运作。”

不过，这倒是让黎明农庄粮棉加工厂“麻雀变凤凰”，成为当时宗汉境域仅有的一家“国企”。但因为织不出人造棉，工厂最终还是变成了社办厂。

不纠结在人造棉上，倒是让工厂找到了更多的发展之路。首先，它剔除了棉秆织布项目，转产石棉制品加工（只是不久之后，石棉项目也被砍掉，原因不详）；其次，维持轧米厂运作；最后，扩展经营范围，增加了再生布与麻袋加工业务。所谓再生布加工，就是通过一定的渠道，把社会上被人废弃的服装厂下脚料、新布角及工厂可循环使用的花絮收集起来，弹轧成花絮，然后再把这些花絮分发到各个农户，让农户各自在家纺成棉纱，并交给社办厂，社办厂再统一将棉纱发给织布农户，编织成棉布。棉纱和棉布都由农民家庭用手工完成。厂里对这些棉纱、棉布进行质检验收，按质量等级支付给农民一定的加工费。

所谓麻袋加工，就是向产麻地区收购黄麻、红麻等原料，把这些原料运到慈溪。然后，工人将麻原料在水里泡上几十天，使其腐烂成脱皮的熟麻，再将其轧成麻絮。接着，将这些麻絮分发到各个农户，由农民各自在家纺成麻纱，织成麻布，缝制成麻袋，再交还给社办厂。社办厂对这些产品质检后按照质量等级支付加工费。“在家乡当地，我们管这个行业叫‘土纺土织’。”马信阳说，“尽管用这种方法织出来的东西，很难保证质量，更难出精品，但是在缺衣少食、布料供应非常紧张的当时，我们社办厂生产的再生布也有人要。当时，全国的土特产公司、食品公司、许许多多工农业企业都需要包装用品，但缺乏麻袋、布袋等最简单的包装材料。爸爸知道杭州有家浙江麻纺厂，是国内同行业巨头。但由于种种原因，它产能闲置、产量萎缩，导致市场上麻袋供应形势更加紧张。由于社办厂经营土纺土织，直接瞄准的是社会需求的空当，所以在生产初期，工厂生产的几种主打产品也有销路。”当然，马信阳也承认，在从事麻袋生产方面，社办厂也不是没有遇到困难，“这个困难不是出在麻袋的销售环节，而是出在麻袋原料的采购环节。爸爸常常外出，为采购合适的黄麻、红麻而四处奔忙”。某种意义上，马志成算得上乡镇企业的初代“采购员”了。

在马忠福的印象中，经营土纺土织的时候，这个社办厂已经叫“宗汉综合厂”了。“在公社的农民都可以为我们宗汉综合厂加工土纺土织，都可以搞副业收入，宗汉综合厂发展很快，从10余人发展到300多人，后来就不断分厂，像母鸡生蛋一样，分了很多厂。从宗汉综合厂开始分成了东方红农副产品加工厂、东方红农机厂、东方红塑料纺织配件厂、东方红袜厂、东方红汽车附件厂等大批社队企业，整个公社都发展起来了。”

“东方红”这个名字源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全面开展的社会主义建设。通过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小社并大社，人民公社运动在全国蔚然成风，最后“政社合一”，取代原有的乡镇，行使乡镇职权，而原先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则改称生产大队。在这一段特殊时间内，宗汉乡一度改名“东方红公社”。与此相类似的是，宗汉附近的长河和周巷也合并为“火箭人民公社”。这也让乡镇企业的前身——社队企业变得更名副其实。

也就在这个于1960年与人造棉厂合并的社办厂内，马志成工作了整整20年，贡献了他人生中年富力强的阶段。

对宗汉来说，黎明农庄粮棉加工厂以及日后的宗汉综合厂，尽管在今天似乎名誉加身，但在当时作为一个社办厂，在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时代，处境其实挺尴尬的。一方面，它没办法平等获得城市里那些国营大厂在国家经济领域里的待遇，得自己找原料，自己找销路；另一方面，它要想获得生存机会，只能在夹缝中寻找空间，寻找那些国家的大厂、小厂都看不上眼的工业项目，“也就是那些利润率低、工序烦琐、所有国营大厂都不愿涉足的项目，社办厂才能进来捡漏，觅得一线生机”。

但正如宗汉综合厂从10余人发展到300多人，它给了更多人向非农产业转移并觅得饭碗的机会。

某种意义上，黎明农庄粮棉加工厂之所以被视为中国第一家乡镇企业，除了起始时间更早，还在于它的生命具有延续性，并没有成为断代的“遗迹”。无疑，它的开花结果，点燃了整个宗汉乃至全国众多乡镇的创业热情，让更多的人不断投身其中。尽管谁都不知道将会遇到什么，但无可辩驳的事实是，黎明总会到来，太阳总会照常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