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题解

“五行”是中国古代一种十分重要的思想观念。自西周以降的两千余年来，五行思想不仅对中国古代的文化、哲学及学术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古人的政治观念，干预着古人的政治生活。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说：“五行，是中国人的思想律，是中国人对于宇宙系统的信仰；两千余年来，它有极强固的势力。”[1]最迟不晚于汉代，五行思想由哲学、政治领域渗入史学领域，对包括班固等史家的史书编纂活动发生深远影响。从《汉书》初设《五行志》，直至《清史稿》，中国古代正史中有18部正史含《五行志》（或与《五行志》性质类同的志书，参见附表1）。千余年间正史《五行志》的撰述绵延不绝，成为一种值得注意的史学现象，也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自从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史学史学科创建以来，中国古代正史的体裁和体例就成为学者关注的对象之一，并产生了一系列丰硕的研究成果。不过在两种因素的左右下，关于古代正史中《五行志》的研究，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第一，作为古代多数正史中专题论著的重要构成部分，《五行志》与《尚书》、《春秋》等经学著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尚书》文字佶屈聱牙，《春秋》蕴含“微言大义”，二者古来即为专门之学，却又是考察正史《五行志》者不得不涉及的内容。正史《五行志》的研究必须同时对古代经学、史学的内容加以涉猎，否则很容易流于表面，不得其实，因此自然被学者视为畏途。第二，正史《五行志》多涉怪异荒诞之类的记载，在近代科学昌明、理性发达的背景下，其科学价值为人们所鄙夷自不必说，即使古代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史家，也曾视之为不经之论。比如唐代历史学家刘知幾就曾断言：“麒麟斗而日月蚀，鲸鲵死而彗星出，河变应于千年……此乃关诸天道，不复系乎人事。”[2]清人龚自珍甚至批评说：“班氏《五行志》不作可也。”[3]白寿彝先生也认为：“《汉书》抛弃了《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进步内容，而把天人感应的神秘学说，特别是五行灾异学说当作社会现象的永恒规律来宣扬。《五行志》是集中地表达了这种思想的，它是《史记》八书所无而班固新创的项目。”[4]

不过随着近年来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史、民俗史等实证研究的不断推进，人们对于正史“五行”诸志价值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当中。立足于史学史基本方法，借助其他学科的相关成果，开展古代正史“五行”诸志研究的条件，已经大体具备。据笔者所见，目前已有学者试图全面剖析《五行志》的编纂原则和写作志趣[5]，便是最好的证明。本书之所以选择南北朝正史“五行”“符瑞”诸志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首先，《宋书》等南北朝正史“五行”诸志所载内容，隐含着作者特定的撰史理念和编写意图，挖掘这一内容，有助于深化关于南北朝史学丰富内涵的认识。从《尚书·甘誓》第一次提出“五行”，到同书《洪范》以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定义“五行”，表明古人通过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终于总结出关于自然界物质构成的一般认识，而且在初期阶段，这种认识当中并没有神秘化的因素。[6]而在不晚于《汉书·五行志》产生的时代，“五行”已发展演变为一个庞大有序的体系，原先朴素的五种要素已与方位、政事、灾异等密切联系在一起，构成一张反映官方话语权的意识形态之网。[7]要说明这些问题，不仅要廓清五行与秦汉以前各种社会思潮的联系，而且需说明白正史《五行志》的撰写缘由与意图。

其次，正确解读南北朝正史“五行”“符瑞”诸志，是从一个特殊的视角，进一步把握南北朝社会性质的关键之一。史学著作的出现总是特定时代使然，这一历史主义原则不仅适用于一般的历史研究，也同样适用于史学史研究。南北朝正史“五行”“符瑞”诸志的出现，不仅与此前史学传统的继承有关[8]，而且与现实社会的客观需要紧密相关。在撰写思路和方法上，南北朝正史《五行志》基本遵循《汉书·五行志》的基本模式，但也表现出某些明显的时代特征，“符瑞”“灵征”诸志的出现正是这种特征的集中反映，也是统治者“宠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政治意图在史学著作中的体现。而截至目前，对这类问题的研究，只见到一些凤毛麟角的评论。通过“五行”“符瑞”诸志所提供的历史信息，有助于更准确认识南北朝的社会性质。

最后，“五行”“符瑞”诸志是以神秘主义的撰述手段表达现实的政治目的，表面上看来是在言怪异，实际上则是在影射现实社会问题。如何透过现象捕捉到真实的历史信息，如何在纷繁复杂的怪异著述中发掘事物的本质，也是本选题的重要意义所在。南北朝正史“五行”“符瑞”诸志，至少提供了两方面的信息：一是关于该时代的“自然灾害”问题，对自然灾害史的研究意义重大；二是这些荒诞的记述方式，实际上是现实政治的曲折反映，通过现象看本质，对理解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军事、文化也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