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学术史回顾
由于南北朝正史“五行”“符瑞”诸志与《汉书·五行志》在思想来源、体例及功能等方面基本一致，加之以往学界关于该主题的专门研究成果较少，因此本部分的学术史回顾并不严格局限于此，不少内容会兼及整个古代正史《五行志》的研究现状。为书写方便，以下论述中将“五行”“符瑞”诸志统称《五行志》。
唐人刘知幾较早从史学方法的角度对《五行志》进行反思，指出《五行志》以灾异附会人事方面的牵强，并发现很多问题，撰写了《五行志错误》和《五行志杂驳》两篇，认为“班氏著志，抵牾者多，在于《五行》，芜累尤甚”。[9]他又将这方面的错误归为四科，每科又细分为几种。值得注意的是，刘知幾并没有否定《五行志》本身，也没有对灾异附会人事的做法提出根本性批判，只是从史学理论的方面对班氏《五行志》的具体问题进行反驳。显然，他对《五行志》的性质依然是肯定的，对灾祥也是深信不疑的。[10]真正对《五行志》的性质及其撰述方法提出反对意见的是宋人欧阳修，他认为在撰述《五行志》时应当“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11]可见欧阳修从根本上对《五行志》以灾异附会人事的解释方法提出了批判。与此相应，宋人郑樵和清人章学诚也对此极力批驳，郑樵指出《五行志》是“欺天之学”，并在其《通志二十略》中决然削去事应，只记灾祥，称为《灾祥略》。[12]清人章学诚也对古人以灾异附会人事的做法提出意见，他说：“故据事直书，不分门类，不注征应，以年月为次。人事有相关者，杂见他篇可自得焉。”[13]清人龚自珍甚至批评说：“班氏《五行志》不作可也。”[14]以上诸家对于《五行志》的质疑及否定，说明作为时代产物的《五行志》，在不断面对批判的命运。
然而，古代学者从唐代的刘知幾到清代的赵翼、钱大昕等，对《五行志》的批判，概括起来，多集中于人事对灾异的附会之上，但并未否定五行与灾异具有的社会意义与功能。[15]据现存文献可知，古代学者并没有人从《五行志》的思想渊源、内部结构、撰述意图以及社会因素等方面展开讨论，因此这些零星的见解依然是分散的、不具规模的。
20世纪以来，学者对《五行志》的研究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归纳而言，从时间上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从类型上大体可以分为两种倾向。80年代以前，学者主要是从宏观角度对《五行志》的性质进行界定，而对其具体内容很少做专门研究。张岂之《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一书详细论及近代学者对魏晋玄学、佛教等层面的研究概貌，却未涉及该时期与《五行志》密切相关的政治、文化等情况。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尤其是跨学科研究的开展，在整体继承前辈对《五行志》性质论断的基础上，有学者对其具体内容进行考察，得出关于《五行志》的更丰富认识。该时期发表的一批论著，尤其是近些年出现的硕博士学位论文，开始对《五行志》的撰述意图、内部结构以及相关史料价值展开考察。[16]
就笔者所了解目前学术界的一般情况而言，专门讨论魏晋南北朝正史《五行志》的论著还很欠缺，相关研究多散见于其他主题的各种论著。考虑到这一情况，本书将按照研究主题的不同（而不是时段的不同）进行归类评议，希望这种处理方法有助于我们对南北朝正史《五行志》研究的成就与不足有一个基本准确的认识。
（一）关于《五行志》性质与内容
在中国历史上，五行观念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先秦时期成书的《尚书·洪范》，记载了古人将纷繁复杂的自然与社会存在，归纳为若干一般要素的“五行”观念。战国时期，齐人邹衍将五行与历史进程联系起来，并提出“五德终始”说，五行学说自此成为替统治阶级政权合法性进行辩护的有力工具。西汉时期，董仲舒、夏侯始昌等人将五行与儒家思想融合起来解释人类社会，于是政权交替、权臣更换等都成为该理论关注的重点。
20世纪初期，梁启超撰述《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一文，以科学的眼光审视阴阳五行说，认为其“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此种诡异之组织，遂二千年盘据全国人之心理，且支配全国人之行事”。[17]这一论断深刻影响了学界对《五行志》性质的判断。实际上，中国古代政治和文化具有神秘性的特点，阴阳五行灾异是体现这一特点的重要载体，即便是“迷信”也有其存在的历史价值，是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的途径之一，这和近代以来基于科学观念基础上的所谓“迷信”不是同一个范畴。[18]
从史学史的角度解释《五行志》性质的论著较少，部分学者只是简单予以提及。顾颉刚指出，《五行志》是关于古代自然变异的情况。[19]李宗仁、金毓黻等一批早期史学史研究专家在各自的《中国史学史》中，略及《五行志》，但并未作出任何结论。杜维运在评价《宋书》时指出“《宋书》的八志，是精辟之作”，并总结性地说明其他各志的价值。在讲到《五行志》时，杜氏认为《符瑞志》、《五行志》中充斥荒诞之说，有“疣赘”之感。[20]王树民指出，《宋书》除在《天文》、《五行》等志中极力宣扬天人感应等“谬说”外，又特立一篇《符瑞志》，内容远及传说时代的伏羲、神农、黄帝等事，大量散布虚伪的历史和荒唐的迷信。[21]白寿彝在《中国史学史论集》中讲道，《宋书》的天文、符瑞、五行三志以12卷的篇幅，集相法、星占、望气、阴阳、灾异、符命、图谶、僧谶等神秘记录之大成，总的目的不过在证明皇权神授、天命有数。在沈约笔下，汉魏、魏晋、晋宋之际，一如五帝三王之受命，没有什么两样；宋文帝、宋孝武帝、宋明帝先后以外藩入继大统，跟齐高帝的自立，在受命为帝这一点上也没有什么两样。[22]瞿林东先生指出，《宋书》最突出的特点，是宣扬天命、佛教、预言。如《符瑞志》鼓吹“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天文志》、《五行志》多有此类记载。这反映了沈约神秘主义的唯心史观。他还认为，《南齐书》之《天文志》、《祥瑞志》、《五行志》等竭力宣扬天人感应和星占、谶语、梦寐等，使该书在历史观上带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23]仓修良指出，《宋书》存在的问题很突出。沈约在历史观上是个有神论者，他的《天文》、《符瑞》、《五行》等著作集中地宣扬了天命思想，试图证明汉魏以来的帝王无一例外都是“受命之符，天人之应”。再比如，沈约在《符瑞志》中还全文引录班彪《王命论》，来说明“神器之有授无贪”，“贫穷亦有命也”，“天心不可违，人情不可失，苟是历数所至，虽欲谦光，亦不可得已”[24]等宿命论观点。
以上诸位学者的论断可以概括为：第一，《五行志》的志趣在于通过大量物异来宣扬皇权神授、天命有数，作者具有浓厚的唯心主义史观；第二，《五行志》内容庞杂，涉及领域广泛。尽管早期史学家对《五行志》性质皆持批判态度，但该志的其他丰富价值也被察觉并论及，对于后学进一步研究《五行志》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如白寿彝、瞿林东等先生关于《宋书》主旨与特色的论断，给予我们丰富的历史信息。
如果从现代科学的立场看的话，我们固然不难发现《五行志》所载诸多内容违背常理，荒诞不稽，难以理解。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记载却无不或扭曲、或间接地反映着当时社会的某些真实面相。一方面，南北朝正史《五行志》是对历史传统的继承与再现。汉代时期的五行学说就已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重要地位，这对于以后南北朝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民族心理都发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五行志》运用自然物象的变化来解释当世或前代的政治事件，从本质上讲是将毫无瓜葛的两类事物加以人为的神学化解释。《五行志》中被赋予神学色彩的自然物象自然是荒诞的，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进步，这些自然物象被剥掉神性外衣之后，人们却发现其中蕴含着某些客观真实的东西。因此，重新认识《五行志》的价值是十分必要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对于《五行志》的研究视野日益开阔，主要成果集中在对其意图与价值、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文化和自然灾害史的讨论方面。
（二）关于《五行志》的撰述意图及其现代价值
《五行志》发端于班固的《汉书》，以后为历代史学家所沿袭。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家对于《五行志》的撰写投入了极大热情，他们不仅传承了《汉书·五行志》的撰写风格，而且在此基础上创立《符瑞志》、《祥瑞志》、《灵征志》，使其附于《五行志》前或直接代替《五行志》，如《宋书》、《南齐书》的《五行志》前分别设立《符瑞志》、《祥瑞志》，而《魏书》用《灵征志》代替《五行志》。无论形式、名称如何转换，它们的基本性质却是一成不变的。
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关注《五行志》的撰述意图，他们从撰述者自身的社会背景、文化传统以及政治需要方面，全面深入地研究《五行志》。如向燕南认为“匡正汉主应是班固撰述《五行志》的政治目的”，进而批判道：“后代浅陋的史家，既没有班固时代的思想学术背景，也不存在班固生活的政治现实，徒袭班固《五行志》的皮毛，妄谈灾异祥瑞，从而影响了后人对于班固撰述《五行志》真实意图的理解。”[25]游自勇对班固撰述《五行志》的意图进行全面的考察，认为班氏《五行志》的目的在于“遵循《洪范》大法、《春秋》大义，以此来彰显王道”。[26]也有一些论著旁及《五行志》的意图或性质[27]。本书基于上述研究，对南北朝正史《五行志》的撰述意图作了具体分析。
关于南北朝正史《五行志》的价值，白寿彝在《中国史学史教本》中有过如下一番评价：在撰述思想上，《续汉书》八志把对历史的考察和现实的需要结合起来，这反映出当时史家的一个共同思想趋向。[28]我们知道，《续汉书》为晋司马彪所著，其八志（包括《五行志》）被补编在范晔《后汉书》中，以补《后汉书》无志的缺憾。白先生的这一表述，给我们研究《五行志》提供了重要启发。也就是说，史学著作的现实需要正是史学自身所具有的社会功能的体现，而《五行志》所包含的社会功能正是史家热衷撰写的原因，而撰写材料的广阔宏富正反映出该时期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复杂多变。
陈其泰先生以全新的视角概括《五行志》的研究价值。他认为，五行说的起源是用物质现象解释世界，所以在《五行志》中又包含着不少有价值的资料和例证，故为近代天文学史、自然史、灾害史等学科的研究者所重视，这就是《五行志》的文献价值所在。[29]仓修良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中也讲道，《魏书·灵征志》的上卷，保存了北魏建国以来150年间各地地震的记录，是研究地震史的珍贵资料。[30]俞晓群《二十四史〈五行志〉丛谈》一文指出《五行志》具有多方面的价值。他引用李慈铭的话说，伏生《洪范五行传》、京房《易传》、刘向《五行传记》、刘歆《左氏传说》，皆幸于此志存其梗略。欧阳、大小夏侯之《尚书说》亦可考见一二，盖皆西汉经学大师所遗鳞爪，深可宝也。[31]《五行志》保留了部分已遗失的典籍，但这方面的钩稽研究明显不足。王培华《中国古代灾害志的演变及其价值》一文指出，从科学研究角度看，《五行志》是研究历史时期自然灾害的重要文献。[32]赵濛《〈汉书·五行志〉的历史价值》一文认为《汉书·五行志》是当时社会存在的反映，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首先是为自然科技史研究提供大量有价值的原始材料；其次是为汉代思想史研究提供了宝贵材料；最后是《五行志》所创立的编撰体例和方法对后世文献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33]
按照以上学者的看法，《五行志》的研究价值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在典籍保存方面，今已亡佚的部分资料尤其是两汉时期的纬书，在各部《五行志》中可以部分地钩稽整理出来；第二，在自然科学方面，《五行志》对于了解中国历史时期自然灾害的地域分布、程度以及特点具有重要启发意义；第三，从某种程度上讲，《五行志》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文化的写照，因此对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文化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关于《五行志》所记童谣的研究
“童谣”（也可称为“诗妖”）作为一种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文化现象，通常流行于街头巷尾，是人们对现实政治的预测或总结。它以神学迷信为外衣，以“童言无忌”为人们的心理依托，将时人对政治事件的看法通过通俗易懂的歌词或对偶句表达出来。这不仅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反映，也是专制制度下民间呼声得以宣泄的渠道之一。《五行志》收录了当时社会流行的童谣，数量较多，内涵丰富。由于童谣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和较强的政治意图，因此《五行志》所载各类童谣对于认识当时的政治、思想文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20世纪以来有关《五行志》童谣研究的相关成果，主要集中在对《汉书》、《后汉书》所载内容的考察，而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童谣研究还较欠缺。
汉代童谣承担了社会批评的职能，作为政治预言形式，也影响着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作为一种特殊的舆论方式，童谣的形成和影响过程中，都透露出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研究相关现象，可以有重要的发现。[34]中国古代童谣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尖锐地暴露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收录于历代正史《五行志》中的童谣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及社会思潮。[35]童谣表面上虽罩着一层浓重的封建迷信的面纱，但在面纱后面却可窥见丰富的时代内容。[36]五行志家利用童谣作为占卜，成为封建上层建筑的补充。因此在正史中保存下不少谶语式的童谣。它们鲜明的政治特色笼罩着一层浓重的谶纬式的封建迷信的面纱，在面纱后又永远可以窥见强烈的时代内容。[37]
以上见解可以概括为：第一，童谣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它以政治预言的形式反映着人们对于政治的关注和评判；第二，童谣本身以封建迷信为外衣，以孩童口头吟诵的方式折射政治、文化发展的特征，是中国特有的思想文化现象，对其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有关历史。
（四）关于《五行志》所载自然史、灾害史资料的研究
《五行志》包含大量有关自然史、灾害史的记录。通过对它们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公元2—6世纪400多年间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自然灾害、物产奇异、民族融合、中外交往的情况，这是《五行志》留给后人的很有价值的材料。近些年，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五行志》所载自然物象进行梳理，相关研究成果日渐增多，目前所见成果主要集中于灾害、气候变迁、疾疫、“怪异”等研究领域。
有论者指出，剔除《汉书·五行志》中附会灾异的成分，符合现代灾害学要求的灾种有30多种，涵盖气象灾害、生物灾害、地质灾害三大类型的主体范围。《汉书·五行志》对后代史书产生了巨大影响，许多正史著作仿效《汉书·五行志》体例格式记载灾害。《后汉书》、《晋书》、《宋书》、《齐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宋史》、《金史》、《元史》、《新元史》、《明史》等正史中都有灾害专史篇章——《五行志》，中国古代的灾害史料也因此长期被收录保存并延续至今，形成举世无双、内容丰富的灾害资料库。[38]王春光指出：“《汉书·五行志》记载了大量的自然灾害和当时的奇怪现象，从自然科学史的角度来看，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有价值的材料，所包含的时间跨度之长、空间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都是以前的史籍所没有的。举凡天文学、地学、气象学、生命科学、物候学、技术史都有所涉及。”[39]上述两位学者从自然灾害史、自然科学史的角度对《五行志》的价值进行肯定，个别文字或有言过其实之处，但其基本结论却是可取的，对我们认识《五行志》的自然科学价值有一定裨益。
《五行志》作为一种历史体裁，有其自身的历史地位和价值，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汉书·五行志》具有开创中国古代灾害物异记载之功。第二，《五行志》反映了封建国家灾害物异雨泽的奏报职能。第三，从科学研究角度看，《五行志》是研究历史时期自然灾害的重要文献。[40]作者对中国古代灾害志发展演变做了梳理，认为中国古代灾异观，主要体现在五行学说里，自班固《汉书》立《五行志》，又主要体现在各史《本纪》《五行志》及明清实录、各种方志中。进而指出《五行志》无论著述内容和形式如何变化，但记载灾异的职能始终如一，因此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有学者选取《五行志》的部分具体灾害材料，并对这些灾害情况进行分析总结，也有助于我们认识该时期的某些具体自然灾害情况。如陆人骥在《中国历代蝗灾的初步研究》一文中引用不同时期的《五行志》材料，对我国历史上蝗灾出现的地点、产生原因及政府或民间的救治措施作了分析总结。[41]《六朝火灾论略》的作者主要从《五行志》中截取材料，对六朝火灾发生的概况、影响以及政府的赈灾措施等问题进行阐释，并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42]田艳霞《论魏晋时期的疾疫》引用部分《五行志》材料，对魏晋时期疾疫的分布范围、产生原因以及政府的救治措施进行了总结。[43]
有些作者对《五行志》中所载沙尘天气、怪异天象进行讨论，并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论。王社教认为，在《五行志》中，有许多与沙尘天气有关的记载。由于二十四史自身的连续性和它们在我国史籍中所处的地位，因此其中有关沙尘天气的记载，基本囊括了我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重要的沙尘天气现象，根据这些记载，可以对历史时期我国沙尘天气发生的规律进行比较科学的研究。[44]陈倩《何谓“雨毛”、“雨石”、“雨血”、“雨土”？》一文，对于《五行志》所见几种怪“雨”作了推测与考察。[45]《五行志》所记众多怪异现象，令人匪夷所思，例如服妖、鸡祸、男女互变等，我们不能完全排除时人附会的可能，但也不能一概将其否定。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其中有些材料很可能会被证实或阐释清楚。
（五）其他方面的研究
近几年来，出现了某些专题研究的成果，朱毅《〈宋书·五行志〉研究》一文，对《宋书·五行志》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读，肯定了该志在政治史、社会史、思想史、生态环境史研究方面所具有的价值。乔霞在《〈魏书·灵征志〉的历史价值初探》一文中，对《灵征志》在中国古代史学史、思想政治史、生态环境史等方面的价值进行了总结与分析。[46]游自勇的博士论文《天道人妖——中古〈五行志〉的怪异世界》讨论《五行志》的创立及其演变过程，中古《五行志》怪异记录的思想主体，中古《五行志》怪异书写模式与社会的关系。[47]作者从《五行志》作为史书书写体裁的设立及演变，到《五行志》所反映的思想主体及其与社会的关系，都有较深入的剖析，是进一步研究《五行志》重要的参考资料。然而，该论文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和值得商榷的观点：首先，从总体看来，游自勇只是对《五行志》的内容进行总体粗线条总结与分析，并没明确指出各时段《五行志》之具体内容的不同。史学著作的出现总和它所产生的社会环境紧密相关，即使是同一体裁在历史的不同时段也会表现出极大的不同。其次，关于《五行志》历史价值的讨论存在一定的误区。我们知道，史书的历史价值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一种是该著作所代表的它那个时代的价值，一种是该著作对后世的价值。任何历史现象都是“当时价值”与“超时价值”的统一。[48]而作者在研究中将两者混为一谈，从而出现对学术前辈有关《五行志》研究价值的讨论一概否定之现象。最后，作者认为服妖、人痾、诗妖（童谣）等是一种社会的“变态”，“末世”的气息。其实不然，上述文化现象正是当时社会的客观写照。服妖实际上指的是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下服装的变化。人痾则指的是当时的一些流行疾病。诗妖指的是童谣，是自秦汉以来就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这些正常的现象被某些政客或史学家赋予神学化的解释，从而使我们看到一个“怪异”的世界。
综上所述，《五行志》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总是和一定的历史时期相联系，它以宣扬君权神授、天人感应为主旨，用五行相生相克的变化规律来解释动态的人事物象，必然带有神学迷信、附会猜测的成分，其目的或是为证明政权的合法性，或是为满足某一特殊的政治诉求。近些年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人们对自然灾害史的日益关注，学者们对历代《五行志》重新审视，梳理出一些新的研究价值，主要集中在思想史、环境史、自然灾害史等方面。就目前南北朝正史《五行志》研究现状看，这一研究还留有诸多空白。首先，《五行志》作为一种史学撰述体裁，为南北朝学者所尊崇，这一时期史学家不仅自觉传承《五行志》的著述，且多有发挥，出现《符瑞志》、《祥瑞志》、《灵征志》等，这些具有新内容的志书与传统意义上的《五行志》有何异同，这种比较研究还未充分展开。其次，南北朝正史《五行志》的形式多样化和内容日趋复杂化必然与该时期的政治活动、社会思想关系紧密，将史学著作置于其产生的社会土壤中加以分析，必然会得出更加客观理性的研究结果，这也是至今未充分进行的研究领域。再次，南北朝某些正史《五行志》中大量引用志怪小说材料，这一独特文化现象是何原因引起的，由此还可进一步探讨该时期的文史关系、史学家与历史著述等问题。最后，南北朝正史《五行志》是研究该时期民族融合的一个新视角，魏收《魏书·灵征志》就是北魏鲜卑族接受汉文化的明证，也是民族融合的重要体现，对其深入研究将是该时期民族融合研究的重要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