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的诗学研究
总括这些年来的中国诗学研究，可以看到三大路径。
一 时间向度的古今之变
中国诗史三千年，先秦诸子百家始，对诗及文学多有论及。要建立今天的诗学体系，祖宗的宝贵遗产不能弃之不顾，但如何继承，则众说纷纭。汗牛充栋的诗话文论中，有多少是属于文学史的？有多少是属于作家作品评论的？又有多少是属于文学理论的？应该清理清理。文学史的归文学史，文学批评的归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归文学理论，在这其中，该属诗学的归诗学。但谈何容易，这能清楚地区分吗？不能！但是如果以诗性的创作性想象为一端，根据与此端点的关系远近进行比量取舍，那么，哪些属于学科意义，哪些属于对象意义，哪些属于对比意义，还是可以明晰起来的。如古代律诗定型于初唐，但真正为大多诗人仿效遵循，则在盛唐以后。可以研究在这个过程中，哪些诗人创伤的古诗多于律诗，哪些诗人创伤的古诗与律诗相当，哪些诗人创伤的律诗多于古诗；也可以研究律诗为什么定型于初唐流行于盛唐，是因为试帖诗的缘故吗？是因为科举考试诗歌必须符合格律吗；也可以研究字数、对仗、平仄、押韵等方面的规定，律诗都要严于古诗，这给诗人遣词造句带来束缚的同时，又给诗人追求音谐律合提供了新的路径；还可以研究“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的求异原则，和由此激发出来的汉语本身所潜藏着的音韵美的种种诗律形式……这些研究，哪些更贴近诗性的创作性想象一端，哪些更为远离，其实是不言自明的。
诗歌可以分为述德诗、劝励诗、公宴诗、祖饯诗、咏史诗、游仙诗、游览诗、咏怀诗、哀伤诗、行旅诗、军戎诗等，也可以分为古歌谣辞、四言古诗、乐府、五言古诗、七言古诗、杂言古诗、近体歌行、近体律诗、排律诗、绝句诗、六言诗、和韵诗、联句诗、集句诗、杂句诗、杂言诗、杂体诗等，前者认识的是对象，后者认识的是形式，对象包括外部的大千世界和内部的心灵世界，林林总总，千殊万变，而形式则是使对象成为诗的路径；当然形式更靠近诗本身。有人把写三峡的诗集于一册，名为《三峡诗学》；如法炮制，很快就可以有《黄山诗学》《东海诗学》《黄河诗学》，也许这些书都很有价值，但与我们所说的诗学没什么关系。在古今之变中，不要老纠结于祖先的遗产是学科资源多还是学理资源多，不管多与少，亟待用学科资源去完善诗学体系，用学理资源去丰富诗学体系。
二 空间向度的中西之比
要说中西之比，该承认比较诗学乃当今显学。但乐黛云指出：“现已出版的各种比较诗学论著，大多只是简略介绍了什么是比较诗学之后，就进入具体分析，缺少一以贯之的理论思想和方法路径，正是‘视其难者，觉得其理论原则和方法范式都有些难以捉摸；而视其易者，常常以为只要把两种不同文化的文学理论范畴概念放到一起，说说他们之间的异同就大功告成’。”[15]如果有心要到异同背后做点研究的，也往往是比文化、比文字、比语言，最后落实到西语的形合与汉语的意合所导致的思维方式之差异，形成了西方诗学的系统、理性、逻辑、严密和注重模仿与中国诗学的灵动、感性、体悟、模糊和偏重想象等特点。如果说在比较诗学中，中国诗学作为被比较的一方还一息尚存的话，那么，在当代文学理论中，几乎就是西方学术的一统天下，连“体用之争”都干脆免谈。一种种思潮一个个流派的轮番上阵，到底解决了诗学的什么问题呢？有位作家朋友给我讲了个故事，说小时候看人杀猪，刀插剪刮，十八般武器，该干啥干啥，开膛破肚，去毛刮肠，放得血干净，切得肉条直。即使如金圣叹、毛宗岗那样的点评，写得不明白，但叫人看得明白。文艺为政治服务那些年，就好比这些刀叉剪子使在外行手里，只能叫人吃带毛猪，灌粪肠。可如今，满架子的书，本本都有新理论，好比一群人个个操着新家伙上场，直追得那猪满院子跑，但就没见谁把猪捅倒。
当然，也有不甘于中国诗学的“失语”而寻觅新途的。余虹在他的专著《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及相关论文中，都一再强调了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两者的不可通约。而走现象学还原之路，才可以找到“文论”和“诗学”之外的“第三者”，居间成为比较研究的支点。而这个“第三者”，便是排除了工具之维和审美之维后的语言的意义之维。这样的分析对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的差异实质是有帮助的，但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诗学比较和诗学建构是不同的。不同语种，不同文化间的诗学比较，首先应该还原、尊重各自的“是其所是”，然后才能以此为支点进行比较，这叫“我注六经”；而诗学建构，则是以“诗性”为旨归的打破和重构，中国文论和西方诗学的词语，都得摆脱原有概念系统的束缚加以改造，“它的全部内容就要转到它的竞争者方面去”，或者“也有一些要素是因为同其他要素发生接触而丰富起来”。也就是说，须“六经注我”。可惜的是，在中西比较中，许多人没有意识到诗学比较与诗学建构之间的区别。
三 文化向度的学科之争
近些年来，文化诗学成了许多人趋之若鹜的热学。由新批评、结构主义、语言学转向等汇成的“向内转”潮流，当其研究资源耗尽后，“向外转”的“方法热”、文化研究、跨学科跨文化研究也就成为必然。20世纪中后期流行于国际的文学研究回归历史主义、社会学、作家传记等“外部研究”，至20世纪80年代成为主流。詹姆逊、赛义德、米勒、科恩等人的学术主张，在新旧世纪之交，被许多中国学者奉为圭臬。在中国的理论实践中，比较文学也很自然地扩展为比较文化。不同类型、不同民族、不同区域、不同性别、不同媒介、不同身份的文化之间，包括不同的学科之间，都可以进行跨界研究。这里面又可区分为三类。
一是针对传统文学作品内容而进行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如探讨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流俗、老舍文中的京味余韵，或是唐诗中的西域风情，宋词中的士大夫精神、明清小说中的科举制度等。文学作品所包容的现实生活、社会心理、历史遗存、风情民俗、世态人情等，本身就是文化，或者说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层面看，对这些构成作品实际内容的文化层面进行研究，原本就该是文学研究的题内之义，至于是不是就属诗学研究，还得看它与诗性创作这一核心端点，是近还是远。
二是运用文化研究方法对文学的固有论题进行研究，以文化的多学科视角去审视文学，以多学科方法去探究文学。每个学科不仅有着自己的特点，还有着自己的视角和方法，从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政治、伦理、教育、哲学、民俗等跨学科的文化大视野来考察文学问题，运用综合的理论背景、开放的研究方法，即便是古已有之的传统论题，也会在学科“视域”的“位移”或“叠合”中产生新的解答。苏联理论家巴赫金的身体力行，为中国同行们树立了榜样。他之所以能发人所未发，得益于他能运用文学学科之外的多种其他学科的新方法。文化研究以其众多学科的多元价值观和多维度视角，必然给文学研究引入跨学科交叉与多学科综合，这不仅使研究者在学科传统界划的裂隙和空白处拨开长久积习的遮蔽而寻找到被遗忘的问题，而且在多学科间的、并非简单相加的映照中，发现新问题，觅得新答案，催化新学科。也正是在这一方面，我们不能不为中国的文化诗学难有巴赫金这样的“复调”理论发现而感到缺憾。[16]
三是这样的研究空间既非文艺的传统范围，又非文艺的固有论题。如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绘画、雕塑等传统艺术门类之外，一些新兴的泛审美、泛艺术门类，如广告、流行歌曲、时装，乃至环境设计、城市规划、居室装修等。这样的生活空间中，文化活动、商业活动、社交活动与审美活动之间往往不存在严格的界限。对于这种现象与传统审美文化之间的矛盾，有的学者概括为“审美主义”与“文化主义”之争。
凡此种种，可以看到拓展研究空间与承认学科规范之间的矛盾。但我们必须明确：文化诗学，不等于诗学文化。至此，我们应该给诗学正名：诗学，就是文学创作学；而诗性，潜藏于人类的一切创造活动中。也许有人又会问：那什么是文学？我们说，一条河，可以时宽时窄，时清时浊，但它还是那条河，它会流入大海。在入海口，如果一定要界划哪里是海哪里是河，那是很困难的。因为任何界划都是人为的。但如果问：长江的入海口是在上海？还是在南京？还是在武汉？谁都会说是在上海。这就是相对中的绝对。前文提到的帕斯伦在倡导创作的创造性时，混通了“诗”的“可以预想出在作品的观念中可以涵盖的为数众多的人类活动的创作学，即宗教、语言、神话、哲学、科学技术、习俗、法律、政治等的创作学”[17]。帕斯伦在人类的一切创造活动中找到了“诗性”，但也在他和瓦莱里的创作学中消解了诗学。但愿我们不要重蹈他的覆辙。
[1] [英]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26页。
[2] [英]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8页。
[3] 参见胡水君《法律的政治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7页。
[4] 参见胡水君《法律的政治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1页。
[5] 季涛：《法律之思：法律现代性危机的形成史及其现象学透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4—235页。
[6] 季涛：《法律之思：法律现代性危机的形成史及其现象学透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5页。
[7] 参见张南峰《中西译学批评》，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151页。
[8] [意]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8页。
[9]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62—163页。
[10]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61页。
[11]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62页。
[12] 参见[日]今道友信《美学的方法》，徐培、王洪波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304页。
[13] 参见[日]今道友信《美学的方法》，徐培、王洪波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315页。
[14] 参见[日]今道友信《美学的方法》，徐培、王洪波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307页。
[15] 参见陈跃红《比较诗学导论·序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16] 参见拙文《文学研究——正在越来越远离文学吗？》，《浙江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新华文摘》2007年第15期。
[17] [日]今道友信：《美学的方法》，徐培、王洪波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3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