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组：《张中丞传后叙》与《段太尉逸事状》

这两篇文章都是歌颂为维护国家统一、反对藩镇叛乱而壮烈献身的英雄，都有辩诬与补充正史的作用，都强调写作素材的真实性，又都有人物形象的生动刻画，但两篇又有很多的不同，特别表现在文风方面。

《张中丞传后叙》之定名，即可见韩愈的创意。李翰已作《张巡传》，韩愈不便重写，“然尚恨有阙者，不为许远立传，又不载雷万春事首尾”[4]，故以“传后叙”为篇名，便于或补叙或议论的自由发挥。方苞曰：“截然五段，不用勾连，而神气流注，章法浑成，惟退之有此。前三段乃议论，不得曰记张中丞逸事；后二段乃敘事，不得曰读张中丞传，故标以《张中丞传后叙》。”[5]此文结构灵活，作者满腔的激情贯注全文，前议后叙，融为一体。不仅议为抽象之叙，在痛斥谬论的同时，自然展示了英雄正气凛然的壮举；而且叙为形象之议，以生动的事实，有力回击了对英雄无端的诽谤。另外，议论处的“擅强兵坐而观者相环也”为金针暗渡之笔，引出下文彭城太守、河南节度使贺兰进明“不肯出师救”的记叙，使全篇的议与叙结合得十分紧密，可谓天衣无缝。显然，叙议结合而造成贯串全篇的“神气流注”，大大强化了文章奔放的气势。

《段太尉逸事状》属行状体，以三件逸事颂扬段秀实的刚、仁、节，末以亲访“老校退卒”的见闻证实所书之不谬，可见状之严谨。文中纯为细腻生动的描写，相比于韩文的叙议结合，柳文主于记叙，作者的主观感情隐伏于人物形象的刻画之中，显得敛蓄而绝不张扬。故清人何焯以“深谨”二字评此文。[6]林纾则评曰：“写忠义慷慨处，气壮而语醇，力伟而光敛。”[7]他们都感受到此篇的严谨与敛蓄。

无疑，两篇文章最重要的差别还表现在作者的情感处理和文风展示上，即表现在韩愈的激情洋溢、文势奔放和柳宗元的冷静客观、文势敛蓄上。韩愈为张巡、许远伸张正义，义愤填膺地痛斥污蔑许远畏敌后死、应负城陷之责及张、许不该死守，应“弃城而逆遁”等谬论。柳宗元以段秀实平日所作所为的详尽事实，客观地证明其关键时刻奋不顾身的必然性。韩愈以张巡、许远、南霁云一心为公、取义成仁、相映生辉的鲜明形象，昭示世人，收到动人心魄的效果。柳宗元以郭晞、焦令谌、韦晤的反衬，突出段太尉疾恶如仇、关爱弱者和忠毅坚贞的高尚品格，以潜移默化世人的心灵。韩文讴歌殉国的英烈，以两相对应的长短句和有力的反问，展现磅礴的气势：“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柳文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断头注槊上，植市门外”的描写，一“注”字，一“植”字，极为峭拔，不动声色地显示了太尉的果断和刚毅。两篇佳作，各具匠心，各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