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三个基础共识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现象” 已经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话题。不过由于世界对中国仍缺乏较为广泛的认知，导致世界产生了一种对中国崛起的恐慌情绪。约瑟夫·奈提出了著名的 “软实力”说。他认为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样重要，并且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5]现代世界无疑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而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主要构成成分之一。这就需要国家从各个层面关注文化建设，挖掘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当代特色文化，提升国民的整体文化力，增强国民的文化自信心。同时，还要积极推进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增强中华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文化，热爱中国文化。基于此，国家高度重视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2016年11月1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九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 工作的指导意见》。会议强调，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 “走出去” 工作，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创新内容形式和体制机制，拓展渠道平台，创新方法手段，增强中华文化亲和力、感染力、吸引力、竞争力，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近年来，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效果显著，但仍然有一些基本问题有待形成共识。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必须是价值共识、内容共识和方法共识的相互统一。以下就如何构建三个基础共识进行相应的讨论。

一 构建价值体系是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基础

随着中国的强大，海外 “中国热” 浪潮不断。中华文化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再次引起世人的关注。目前，传播中华文化已经成为时代所需。尽管如此，大家对传播中华文化的价值仍然缺乏清晰的认识，也未形成广泛共识。综合各种客观情况来看，应当从国内和国际两种视野去审视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价值。从而建构起一套较为完备、较为统一的价值体系。

从国内视角来看，首先文化是一种资源，具有广泛的经济价值，能够直接产生经济利益。文化的经济价值可以直接成为国家硬实力的构成部分。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应当重视文化的经济价值，如果没有这种视野，就会把文化传播变成单纯的文化交流活动，难以产生广泛的影响和良好的效果。我们要改换思路，把文化 “送出去” 变成把文化“卖出去”。“支持把文化产品 ‘卖出去’，是为了实现文化传播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反过来也会促进我们对文化产品的打磨，发掘和强化自身的 ‘吸引力’。”[6] 对此，我们需要学习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成功经验，做好文化传播的产业链条，鼓励文化创新和文化产品的打磨与创造。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占世界文化市场比重不足5%，而美国则占了42%。美国文化产业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已经达到25%。[7]“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就曾感叹，美国最能干的大使是好莱坞，最有影响力的大使是卓别林。前总统克林顿也曾说过，美国文化产品卖到哪里，美国的价值观就延伸到哪里。”[8]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也应当重点关注和挖掘中华文化的经济价值，将中华文化传播由目前的以“送出去” 为主变为以 “卖出去” 为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让中华文化“走出去” 的美好愿望。

其次，传播中华文化具有广泛的政治价值。传播中华文化能够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提升国外大众对中国的认知，提升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力，从而达到提升国家软实力的目的。尽管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显著，但是海外大众对中国的了解仍然十分缺乏。很多人对中国的了解还很局限，甚至对中国的印象依然停留在旧社会时期，这对中国的长久发展影响很大。而要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大力传播中华文化，不仅要传播优秀的传统文化，更要传播当代中华文化，从而达到让海外民众全面了解中国的目的。广泛开展中华文化传播能够帮助我国很好地开展国际交流，对国家的政治外交作用甚大，因此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

以上是从国内层面来看待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价值的。国家利益是国家存在的基本条件，站在国家立场看问题，这种思路在某种程度上是值得肯定的。然而从更加长远、更加广泛的视野来看，这种思路又是比较局狭的，不利于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长远发展。

单纯站在中国立场上审视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价值，容易在传播过程中忽视受众的心理感受，从而使受众感到不适，甚至对中华文化传播产生抵触心理。所以我们还需要从更加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全人类角度来看待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价值。

从国际视野和全人类角度来看，中华文化不仅仅是属于中华民族的，也是属于全人类的。中华文化历经数千年传承，积淀深厚，是世界上唯一一种没有断层的文化，对世界的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中华文化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传播中华文化还具有更加深层次的人类价值。例如中国的哲学思想、伦理观念、社会制度等，将中华文化中的这些优秀成分传播出去，能够促进全人类的共同进步。

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的过程中必然与其他文化发生接触和融合，而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之一便是不同文化的接触和融合。不同文化在接触和融合的过程中，各个民族能够根据本民族的需要和本地域的特点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文化片段，并将这些文化片段通过一定的方式吸收到自己的文化之中，与本民族文化或本地域文化融合在一起，从而达到文化增值的目的。纵观世界上各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历史都离不开这一重要过程。中华文化也是在不断融合诸多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中华文化是东方文化的典型代表，其经过了数千年的发展，有许多地方是值得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学习的。重视中华文化的世界价值和人类发展价值，能够从更高的视野看待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也更有利于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

二 构建内容体系是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关键

中华文化海外传播需要明确传播的内容，即我们首先要弄清楚我们需要向海外传播什么。如果没有内容的保证，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将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以持久。因此，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内容体系的构建是确保传播成功的关键因素。综合我国的现实和世界的需要，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内容应当集中在四个方面：优秀的核心中华传统文化、成功的当代中国文化、丰富的汉语方言文化和宝贵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

目前，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在内容选择上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是“重传统，轻当代” 的倾向，其次是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内容不明确，最后是对汉语方言文化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不够重视。以下根据存在的问题探讨如何构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内容体系。

（一） 明确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内容

当下重视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已经成为共识，但是大家对传播内容仍然存在不明之处。即使是受到广泛肯定的优秀传统文化部分，也未能达到传播内容明晰、传播思路一致的效果。因此，需要首先构建出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内容，否则太泛，则难以取得成效。我们认为应当以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为内核，利用其他的文化样式将其展现出来。中国文化绵延数千年之久，其中的核心层次是几经历练和沉淀的哲学思想，是其他传统文化得以产生的土壤。中华哲学思想从上古时期的神话传说开始，经历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到西汉时的儒家独尊再到佛学的融入、玄学的出现、程朱理学对儒学的更新，直到近代对西学的吸收和改进等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继承、扬弃和创新的过程，其中又以儒释道并立不悖为特点，在 “儒、释、道” 的融合过程中又以儒学为主体。这是中华传统哲学思想产生的基本线条，也是其他文化产生的根基。我国其他的优秀传统文化如骈赋文化、诗词文化、音乐文化、陶瓷文化、茶叶文化、戏剧文化、小说文化、史论文化等都包含着中华哲学思想的内核，也是在这个内核的孕育下产生出来的。

目前，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较多注重形式文化的传播而忽视了核心文化的阐释。例如，孔子学院的教学中就存在诸多误区。孔子学院的志愿者多数以汉语教学为目的，而不注重对汉语及汉字中所蕴含的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内核进行阐释，这样很容易导致汉语学习者的焦虑心理。同时也未能达到传播中华文化的效果。事实上，汉语和汉字本身就是中华文化孕育出来的产物。如汉字是汉文化的书面载体，其形态特点是方方正正，讲究对称，这也是汉文化 “中和”思想的体现。而汉语作为汉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是展现中华文化的窗口，是中华文化的眼睛。结合中华文化教授汉语既能达到引人入胜的目的，减少教学阻碍，又能达到传播中华文化的目的。再者，目前多数文化传播团体也存在注重形式展示而轻视文化阐释的现象。从历年参加海外交流的文化活动来看，许多活动未能达到预期传播效果，导致投入多、成效少。原因在于这些文化团体本身未能真正很好地理解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以及海外观众的文化喜好，所以难以和海外观众在思想上达成共鸣。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活动不仅要吸引观众的眼球，更要抓住观众的心，让观众理解文化样式背后所蕴含的中华哲思。否则简单地演几场戏、开几次音乐会、做几次武术表演等这样浅层次的文化形式的传播，将难以收获好的传播效果。

（二） 重视当代中国文化的传播

中国进入现代以来引进和吸收了大量国外文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出现文化缺失的假象。当代青少年从小是在西方思想的浸染之下成长起来的，缺少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力，同时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度也有所减弱。而中青年一代受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出现过度重视物质追求，轻视精神追求的现状。这些现象导致国人出现文化茫然、文化低落、文化自卑等现象。更有甚者认为中华文化已经没落，难以重振。这种理解是很片面的，也是极其消极的。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其原因在于中华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中国哲学中有“海纳百川” 的思想，讲的就是兼容并蓄。中国当代文化是继承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吸收融合了先进的国外文化而形成的新时代文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功靠的就是这种新时代文化。同时，当代中国文化也在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日新月异。例如，当下国际上新儒学正在兴起就是这种现状的体现之一。

应当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过程中，存在严重的“重传统，轻现代” 倾向，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宣传存在一定缺失。中华传统文化固然重要，然而我们不能总是在过去文化繁荣的美梦中沉醉，我们应当关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取得巨大进展，这本身就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文化现象，也是令世人感兴趣的部分。例如，提出 “软实力” 学说的著名政治学者约瑟夫·奈就十分关注当代中国文化。

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应该重视当代中国文化。因为中国新时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和平文化、和谐文化、人本文化等。在这种文化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坚持走和平崛起的道路，创造出了引以为豪的“以邻为伴，睦邻友善” 以及 “平等互利” 等新时代邦交文化。同时中国坚持改革开放、锐意创新，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令世人惊叹的“中国成绩” “中国速度”。中国人民刻苦攻关、坚持不懈，创造出成功的 “中国道路” “中国模式” “中国制度”。这种社会现象背后蕴藏着丰富而深刻的中国文化，既值得我们探究，也值得世人学习。

（三） 重视汉语方言文化的传播

汉语方言文化是汉语方言和汉族地域文化的简称。方言是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地域变体，同时也是方言文化的载体。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因此方言属于特殊的方言文化。汉族地域文化是具有地域特色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地域表现。

汉语方言文化是中华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化的地域表现。重视汉语方言文化的对外传播也是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一个重要的方面，我们在向海外传播中华文化的过程中需要随时保持这样的认识。多样性是中华文化的特点之一，汉语方言文化是中华文化多样性的体现。传播汉语方言文化是确保海外大众全面认识中华文化的条件之一。再者，海外华侨华人是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主力。华侨华人中不少人使用的是我国的汉语方言，例如东南亚侨胞多使用闽粤方言，他们也更加熟悉闽粤文化。这些华侨华人不仅熟悉我国的整体文化，而且更加了解融入自己血脉的独具特色的方言文化。重视汉语方言文化的对外传播能够激起华侨华人对祖国的热爱，也能够促进他们更好地传播中华文化。

（四） 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传播

如上所言，中华文化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闪现着我国各个民族的智慧。同时，我国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是中华文化多样性的另一个体现。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众多，分属于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和印欧语系。这是我国丰富而宝贵的语言资源，也是宝贵的文化资源。我国少数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和主体民族汉民族一起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和汉语方言文化一样，重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传播能够让世界全面了解中国和中华文化。另外，我国有很多跨境民族，他们与居住在其他国家的本民族同胞有着共同的语言文化渊源。重视这些民族语言文化的传播，能够更好地为中华文化的传播打开便利之门。再者，少数民族华人华侨也是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生力军，在传播中华文化的过程中，重视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能够凝聚全球华人的力量共同传播中华文化，同时也能够让世界看到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

三 构建方法体系是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保证

方法是事情成功的重要保证。好的方法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不好的方法则往往事倍功半，甚至产生副作用。因此，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过程中应当构建一套合理的方法体系。笔者认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在理论和方法归属上属于大众传播，因此在构建方法体系时，应当主要参考和借鉴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同时也要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具体的传播过程中，应当采用多元化、多渠道的传播方法。总之，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要以一定的理论为指导，以因地制宜为原则方能成功。

首先，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应当主要借鉴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学问，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简言之，传播学是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符号进行社会信息交流的学科。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属于一门实践性较强的研究学问，它与传播学、文化学、符号学、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产生关联。但从理论和方法归属上来看，它属于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在实际传播过程中，应当更多地遵循传播学的方法体系。

其次，由于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属于学科跨度较广的一门学问，因此，在方法体系构建过程中也要合理吸收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论养分。文化传播实质上是符号 “编码—传输—接收—解码” 的过程，这时候就需要借鉴符号学的理论和方法。文化与语言关系密切，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语言与文化具有自相似性，存在异质同构的关系。借鉴语言传播的丰富经验，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文化传播。文化也属于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文化传播实质上是社会信息交流的过程，因此也需要借鉴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文化是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变化和积累起来的，因此文化传播与历史学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在传播过程中也需要关注和借鉴历史学理论和方法。由此看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方法体系的构建必须要借鉴吸收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论养分。

最后，中华文化在具体的传播过程中，应当采用多元化、多渠道的传播方法。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具有传播主体和传播受众广泛、传播内容繁多、传播效度多变等特性。这就要求传播方法必须是多元化和多渠道的。

多元化是指传播方式的多元化。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不仅要重视人际传播，还要关注网络传播，尤其是要重视新媒体的作用。当今时代是信息化、数字化时代，网络新媒体具有传播速度迅捷、传播受众广泛的特点，利用好网络新媒体，能够达到迅速传播中华文化的目的。当然，我们也要重视传统的人际传播，说到底，文化传播归根到底仍然是属于人与人的传播。

另外，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应当重视传播渠道的广泛性。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不仅要重视政府高层之间的交流，更要借助民间渠道的传播。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要重视民间个人、民间社团、文化企业、华侨华人等的作用。利用民间渠道传播中华文化，更容易被海外受众接受，而且民间力量散布在世界各地，在传播性能上具有 “多快好” 的特点。因此，只有更加广泛地借助民间力量才能保证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顺利实现。

总之，我们要以一定的理论为指导，采取因地制宜、历时和共时结合、研究和实践结合以及多学科联动的原则实施构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方法体系。

四 结语

如文章所言，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趋势正盛，我们应当把握机遇，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树立民族文化自信力、自觉性和自强心。若要较好地实施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就需要构建三个基础共识：价值共识、内容共识和方法共识。首先，构建价值共识是为了回答为什么传播中华文化的问题，这是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基础。我们认为应当从国内和国际两种视野去审视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价值。从国内视角看，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具有广泛的经济价值和政治价值等；从国外视角看，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具有更高层面的世界价值和人类价值等。其次，构建内容共识是为了回答传播什么中华文化的问题，这是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关键。我们认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内容应当集中在优秀的核心中华传统文化、成功的当代中国文化、丰富的汉语方言文化和宝贵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这四个方面。最后，构建方法共识是为了回答怎么传播中华文化的问题，这是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保证。我们认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在理论和方法归属上属于大众传播，因此在构建方法体系时，应当主要参考和借鉴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同时也要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具体的传播过程中，应当采用多元化、多渠道的传播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