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曹魏时代诗体大备与艺术追求
曹魏时代，对诗歌是一种审美对象供人欣赏和感受的认识，对诗歌观赏性质的认识，还表现在其时的诗体大备上。在此之前，诗坛以四言诗为正统，当日《离骚》及其他楚歌一类，入骚体，不作正统的诗看。诗论亦多涉及以四言句为主体的“诗三百篇”，正统作诗的也多是四言体。五言诗，实在是东汉末年的无名氏之作，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这批诗，南朝人多托名称为枚乘、李陵、苏武、傅毅等人所作，经后人考证，完全不可信。从这些诗的思想内容及形式技巧来看，这批诗的作者当是很有些文化修养的，又是很懂得写诗的失意文人，但他们的名字在当日就不见著录于诗上，至为可惜。这么多同一类型的诗没有作者姓名，当不是偶然现象，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作为诗人的独立人格还未被社会承认，人们普遍视这类文学家为“俳优”，一方面是当日只承认四言为正统诗，其他体裁的诗（楚歌除外）便不成为诗，故文人不便题名或羞于题名。挚虞讲五言诗是“俳谐倡乐多用之”，可见对五言诗鄙薄之甚，由此，对其作家当然也是鄙薄之甚，作品与作家都是难登大雅之堂的。挚虞认为，除四言外，均“非音之正”，挚虞的时代在曹丕之后，尚有如此之偏见，那么，东汉时的诗歌何种为正统，何种遭鄙薄，可想而知了。但是在曹魏时代，五言大盛，六言、七言亦出现了，曹操之作，尚有不少四言，但他的五言诗也写得很好，沈德潜《古诗源》卷五说：“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22]诗体形式上的这种历史性过渡，也正是此，故曹丕、曹植及建安七子，就都是以创作五言诗为主了，《诗品》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指五言），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23]即讲的这种情况。时又有六言，孔融、曹丕、曹植均有所作。时又有五言，曹植有所作。时又有七言，曹丕、曹叡有所作，还有杂言等。这样，我国古典诗歌五言，七言之体式，至曹魏时代已大备。考其原因，当与曹魏时代认识到诗歌是一种审美对象供人欣赏和感受，认识到诗歌具有观赏性质分不开的，挚虞讲五言、六言，七言等为“俳谐倡乐用之”“乐府用之”，即云这些体式的诗具有观赏性质，是一种审美对象以供人欣赏和感受的，这些诗正因为此而受封正统派的鄙薄，而曹魏时代则充分肯定观赏畦质是诗歌的本质属性之一，诗歌就是一种审美对象，所以，“俳谐倡乐用之”又有什么关系？正好为之。反过来说，曹魏时代大兴“俳谐倡乐用之”的诗体，也正说明其时对诗歌观赏性质的认识与肯定。
曹魏时代对诗歌观赏性质的认识与肯定，本是与对诗歌创作艺术性的追求相辅相成的，所谓“诗赋欲丽”，本身就含有追求诗歌创作艺术性、追求诗歌词采的意味在内。此前，传统观念对文采之丽是取批判态度的，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载墨家之言：“今世之谈也，皆道辨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其用。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辨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24]对于非文学作品的应用文章来说，此说虽然偏颇（因“文”不见得必“害用”），但基本上还可以算是正确的，因为这些应用文章本身的目的就是或要说明一个道理（如论说文），或要记录阐述一件事情（如史），没有文采虽逊色，但不是不可以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理论，对应用文章的实用目的与文采的关系的阐述较有代表性，《论语·宪问》载，“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25]《左传》“襄公二十五”载孔子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26]就是说为了使应用文章更好地发挥作用，应使文章“文”，这就是“为命”为什么要“修饰之”，“润色之”的最好注脚。《周易·系辞下》言“其旨远，其词文”也是这个意思，要求以“文”来增进文章的实用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充《论衡·佚文篇》说：“天文人文，文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27]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独立于物质生产劳动之外的文学艺术出现了，它的特殊目的就是为了给人们提供审美对象，满足人们对艺术和审美的需要。因此，文学艺术应该是“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的东西，当然不仅仅只是如此，然后才能实现其认识作用、实践作用等，而应用文章首先应该是实用，然后才可追求“文”“丽”，以求更好地实用，这就是应用文章之“丽”与“诗赋欲丽”的差别，虽然同是“丽”，却有孰先孰后孰主孰从的差别，文学与非文学的差别。至是，我们就知道曹丕的“诗赋欲丽”的观点是怎样促进着当时诗歌的发展，它使追求诗歌的艺术性，追求诗歌文采成为自觉，成为必然。因此，曹魏时代的诗歌出现了新的气象，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28]此实是当时诗歌的主要特征，沈约并认为，这是“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的转变，司马相如的“形似之言”是赋而不是诗，班固的诗“质木无文”，沈约的分析确是精当之极。《文心雕龙·乐府篇》又说，“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29]，《诗品》也说曹植的诗“词采华茂”，这些都是曹魏时代诗歌的全新景象。前人还指出，曹魏时代的诗歌与前世的不同，此是一个转变点，王世贞《艺苑卮言》言，“汉乐府之变，自子建始”[30]，胡应麟《诗薮》言：“子建《名都》、《白马》、《美女》诸篇，辞极赡丽。然句颇尚工，语多致饰，视东、西京乐府，天然古质，殊自不同。”[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