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曹魏军事战争诗作论
一 建安时期全方位地表现军事战争
建安时期的诗人感怀社会动乱与民生疾苦，把自己的命运与社会、民生结合起来，渴望在统一天下的战争中能够建功立业。正因为如此，建安时期有关军事战争的诗作，反映的社会面很广，诗歌中对社会动乱与民生疾苦的全力描摹，成为其诗歌书写军事活动的一种基础，因此可以说，其军事战争的诗作是全方位地表现了军事战争。
其一，叙写军事战争带来动乱与百姓遭遇。
汉代末期，多灾多难，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生民百不遗一，皇甫谧《帝王经界纪》记载这种情况曰：
及灵帝遭黄巾，献帝即位而董卓兴乱，大焚宫庙，劫御西迁，京师萧条，豪杰并争，郭汜、李傕之属，残害又甚。是以兴平、建安之际，海内凶荒，天子奔流，白骨盈野。故陕津之难，以箕撮指，安邑之东，后裳不完，遂有寇戎，雄雌未定，割剥庶民，三十余年。及魏武皇帝克平天下，文帝受禅，人众之损，万有一存……[1]
建安作家用自己的笔，记载下现实动乱的场面，对人民的苦难深深同情，建安诗人亦用诗歌记载了这段历史的某些片断。
如蔡琰的诗作。蔡琰，字文姬，汉末著名文学家蔡邕之女，《后汉书》载，蔡文姬“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当为‘初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董）祀”，“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2]这就是五言、骚体两首《悲愤诗》。五言《悲愤诗》是我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首自传体五言长篇叙事诗，诗作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写董卓之乱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诗云：
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牚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间，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岂复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3]
这是身处战争中的百姓对战争的书写，诗中所写董卓对百姓的野蛮屠杀与疯狂掠夺，均有史可证，据《三国志》：“（董卓）尝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牛车，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云攻城大获，称万岁。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4]诗的第二部分写文姬流落匈奴后的情况；诗的第三部分写文姬归途与归后的遭遇，战后的情形令人印象尤为深刻：
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从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茕茕对孤景，怛咤糜肝肺……
又有王粲书写战乱景象的《从军行》其五[5]，前半部分写道：
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四望无烟火，但见林与丘。城郭生榛棘，蹊径无所由。萑蒲竟广泽，葭苇夹长流。日夕凉风发，翩翩漂吾舟。寒蝉在树鸣，鹳鹄摩天游。客子多悲伤，泪下不可收。
但这样战乱破败景象的书写是要与下文曹操统治的和平安宁繁荣作为对比，即诗的后半部分：
朝入谯郡界，旷然消人忧。鸡鸣达四境，黍稷盈原畴。馆宅充廛里，女士满庄馗。自非贤圣国，谁能享斯休。诗人美乐土，虽客犹愿留。
这就表现出人民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和平生活的标志，一是“黍稷盈原畴”的农村景物，一是繁荣的都市，“馆宅充廛里，女士满庄馗”云云。
王粲《七哀诗》，其一也是书写战争中百姓苦难的名作，诗云：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6]
诗作既有大场面的动乱惨境叙述，又有“饥妇弃子”这样的典型图景；诗作把个人的遭遇与全社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更增强诗歌的情感力量。
建安时期诗歌写到战乱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读者最感触目惊心的就是“白骨”意象，前如蔡文姬五言《悲愤诗》“白骨不知谁，从横莫覆盖”，又如曹操《蒿里行》[7]：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又如王粲《七哀诗》其一所云“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等。书写战乱，还往往写到城郭的被破坏，如王粲《从军行》其五写“四望无烟火，但见林与丘；城郭生榛棘，蹊径无所由”云云。又如蔡文姬写“城郭为山林”云云。正是由于对社会动乱与民生疾苦的书写，使建安时期的军事战争诗作有了坚实的基础与明确的指向。
其二，视军事活动为政治的组成部分。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政治的极端表现。建安时期，军阀混战，军事活动频繁，人民遭受深重苦难，曹操以武力及韬略平定北方，邺下文学集团的文人也大都跟随曹操征战南北，他们创作有大量军事题材的诗作，是建安文学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建安诗歌中，军事活动往往是作为政治的组成部分来歌咏的。比如曹操《薤露行》：
惟汉二十二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白虹为贯日，已亦先受殃。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8]
中平六年（189），大将军何进谋诛宦官，密招董卓进京，事泻，何进被宦官所杀，宦官又劫持少帝和陈留王奔小平津，后被董卓劫还，废少帝为弘农王，不久又将其杀死，立陈留王刘协为帝，即汉献帝，董卓遂窃取朝廷大权。于是关东兵马讨伐董卓，董卓焚烧洛阳，劫持献帝迁都长安。诗作叙写的就是这个历史过程。曹操《蒿里行》：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
作品的叙写继续《薤露行》而来，初平元年（190）春，函谷关以东诸军起兵讨伐董卓，推袁绍为盟主，在孟津会师，但诸路大军不能齐心协力，各怀私心，只有曹操出战失利，随后诸军争权夺利，互相残杀，把人民陷入战火之中。上述曹操两首诗作，把军事活动放在政治活动的大背景下来叙述，因此，其意义就不仅仅是揭示战争的危害，而是让人们思索战争祸害的原因。于是，历代读者、批评家也不仅仅把此作品视作战争诗，锺惺称此二诗：“汉末实录，真诗史也。”[9]方东树称：“此用乐府题，叙汉末时事。所以然者，以所咏丧亡之哀，足当挽歌也。而《薤露》哀君，《蒿里》哀臣，亦有次第。”[10]《薤露行》、《蒿里行》属《相和歌》的《相和曲》，崔豹《古今注》说：“《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亦谓之挽歌。”[11]曹操这两首诗，前者写汉王朝颠覆，后者写军阀争权夺利，酿成战乱。
曹操诗作给其子孙的军事战争书写定下基调，所谓“魏之三祖”的作品都在其书写中强调战争的意义。如曹丕五言《于黎阳作诗》两首，写为什么要忍受征途的艰难而从事军事活动，书写出战争的目的：
朝发邺城，夕宿韩陵。霖雨谶（当为“载”）涂，舆人困穷。载驰载驱，沐雨栉风。舍我高殿，何为泥中？在昔周武，爰暨公旦。载主而征，救民涂炭。彼此一时，唯天所赞。我独何人，能不靖乱。
殷殷其雷，濛濛其雨。我徒我车，涉此艰阻。遵彼洹湄，言刈其楚。班之中路，涂潦是御。辚辚大车，载低载昂。嗷嗷仆夫，载仆载僵。蒙途冒雨，沾衣濡裳。[12]
黎阳，古津渡名，在今河南浚县东南；邺城，曹操的根据地，在今河北；韩陵，韩陵山，在今河南安阳一带。洹，河名，在河南安阳。这是在汉延康元年（220）出征东吴时所作。又有曹叡《苦寒行》，写征途中看到祖父曹操的故垒军营，于是怀想其功德，颂扬其功德，并增强了对“吴蜀寇”的必胜信心。诗云：
悠悠发洛都，茾我征东行。征行弥二旬，屯吹龙陂城。（一解）顾观故垒处，皇祖之所营。故垒处，皇祖之所营。屋室若平昔，栋宇无邪倾。（二解）奈何我皇祖，潜德隐圣形。我皇祖，潜德隐圣形。虽没而不朽，书贵垂伐名。（三解）光光我皇祖，轩耀同其荣。我皇祖，轩耀同其荣。遗化布四海，八表以肃清。（四解）虽有吴蜀寇，春秋足耀兵。徒悲我皇祖，不永享百龄。赋诗以写怀，伏轼泪沾缨。[13]
诗作有的地方描摹得很具体，如“征行弥二旬”“屋室若平昔，栋宇无邪倾”等，诗作是以抒怀见长，所谓“赋诗以写怀”。
与此相关的还有叙写对战争之事的恭敬职守，如繁钦《远戍劝戒诗》：
肃将王事，集此扬土。凡我同盟，既文既武。郁郁桓桓，有规有矩。务在和光。同尘共垢，各竟其心。为国蕃辅，琂琂衎衎，非法不语。可否相济，阙则云补。[14]
又如司马懿有《歌》，《晋书·宣帝本纪》载，景初二年（238），司马懿征讨辽东时过家乡河内温县，“见父老故旧，宴饮累日，帝叹息，怅然有感，为歌曰”：
天地开辟，日月重光。遭遇际会，毕力遐方。将扫群秽，还过故乡。肃清万里，总齐八荒。告成归老，待罪舞阳。[15]
诗作前六句表达夺取战争胜利的政治意义，又有自谦，即“遭遇际会”之意。后二句称“待罪”，意谓不胜其职而将获罪，“舞阳”，即司马懿的封邑。从这首诗的创作背景，我们不禁想起刘邦创作《大风歌》的情形，但司马懿之作哪里有汉高祖的气魄。
又如毋丘俭《之辽东诗》：[16]
忧责重山岳，谁能为我檐。
史载，“青龙中，（魏明）帝图讨辽东，以俭有干策，徙为幽州刺史，加度辽将军，使持节，护乌丸校尉”，战不利，后，“帝遣太尉司马宣王统中军及俭等众数万讨渊，定辽东。俭以功进封安邑侯，食邑三千九百户”[17]。此诗即为毋丘俭担当讨公孙渊重任时的感怀。
又如阮籍《咏怀》八十二首，其三十一：
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箫歌有遗音，梁王安在哉？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夹林非我有，朱宫生尘埃。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18]
诗中的“战士”“秦兵”“军败”都是有关战争的，但诗作是以战国时魏王荒淫、失政而导致军败、失地的史实来讽喻时政，战争并非诗作描摹的真正对象。但诗作表达出，战争是国家败亡的关键，战士是国家强大的支撑。这是以战国魏亡之战的讽谏，是另一种对战争意义的思索。
其三，英雄主义的大力张扬。
建安军事战争诗歌留给文学史的辉煌，一是把军事战争与社会动乱、民生疾苦联系起来，歌吟军事战争活动是为了解除苦难、统一天下；二是以军事战争诗歌高扬英雄主义，曹植军事战争诗歌最大程度显示了英雄主义，如其《杂诗六首》其五写战争中的英雄壮志：
仆夫早严驾，吾将远行游。远游欲何之？吴国为我仇。将骋万里途，东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19]
应该注意到，这些对英雄主义的颂赞，实际上是理想主义的，诗人只是在叙说一种理想，这个理想要成为现实还须一定的条件。这是抒发征讨东吴的雄心壮志，可惜未能实现。
曹植又有《失题》，诗云：
皇考建世业，余从征四方。栉风而沐雨，万里蒙露霜。剑戟不离手，铠甲为衣裳。[20]
所谓“皇考建世业，余从征四方”，即曹植《求自试表》云：“臣昔从先武皇帝，南极赤岸，东临沧海，西望玉门，北出玄塞。”[21]全诗是曹植自述其战斗经历。曹植又有《白马篇》等英雄主义歌吟，将在另处叙说。
其四，谣谚对将领的歌颂与讥讽。
对将领的讥讽，这是春秋战国传袭下来的一个传统主题，在建安时期战火连绵中，这个主题在吟咏军事战争诗歌亦有所表现。如《魏略》曰：“徐晃性严，驱使将士不得闲息。于时军中为之语曰”：
不得饷，属徐晃。[22]
又有《魏略》曰：“太祖欲广耳目，使卢洪、赵达主刺举，洪、达多所陷入，故于时军中为之语曰”：
不畏曹公，但畏卢洪，卢洪尚可，赵达杀我。[23]
这是讲军队中监察官员的厉害。
也有对将领的歌颂，如《吴录》：“彭循，字子阳，毗陵人。建国（当为建兴之误）二年，海贼丁仪等万人据吴，太守秋君闻循勇，谋以守令。循与仪相见，陈说利害，应时散降。民歌之曰”：
时岁仓卒贼纵横，大戟强弩不可当，赖遇贤令彭子阳。[24]
这是讲不战而屈人之兵，歌颂彭循保持了地方的安宁。
建安时期的军事战争诗作的特点，在于不仅仅描摹书写实际进行的军事战争，而且多强调军事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多强调军事战争在更大范围内的意义，这是中古时期军事战争诗作的一个好传统；从另一方面讲，诗人们又多有平定战乱、统一天下以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高亢的英雄主义也成为建安时期军事战争诗作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