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以诗史观评韩诗

钱谦益在谈到杜诗影响时云：“自唐以降，诗家之途辙，总萃于杜氏。大历后以诗名家者，靡不繇杜而出。韩之《南山》、白之讽谕，非杜乎？若郊，若岛，若二李，若卢仝、马异之流，盘空排奡，横纵谲诡，非得杜之一枝者乎？然求其所以为杜者，无有也。”[9]指出杜甫以后诗人学杜，韩愈、白居易、孟郊、贾岛、二李、卢仝、马异等人均学杜之一枝，各有特色。对于杜诗和韩诗，钱谦益以其诗史观评曰：“昔者有唐之世，天宝有戎羯之祸，而少陵之诗出；元和有淮蔡之乱，而昌黎之诗出。说者谓宣孝、章武中兴之盛，杜、韩之诗，实为鼓吹。”[10]指出诗歌与世运的关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国家不幸诗家幸”。韩愈虽然未经历安史之乱或易代之变，但中唐社会政治动荡，元和间又有淮蔡之乱，韩愈亲自参加平淮西之役，其诗文对他所经历的历史事件均有真实的记录。元和十二年（817年）裴度率军讨伐淮西，韩愈为行军司马。八月庚辰（初三），大军自通化门东出长安，诗人王建有《东征行》记事。韩愈也有七绝《过鸿沟》：

龙疲虎困割川原，亿万苍生性命存。

谁劝君王回马首，真成一掷赌乾坤！[11]

说明此次出师的风险和重大意义。战争如赌场，会出现各种意外。不论是个人利益、功名还是国家社稷，均由此一赌决定，真是凶险万分，责任重大。大军至郾城，韩愈与李判官正封有《晚秋郾城夜会联句》和《郾城晚饮奉赠副使马侍郎及冯李二员外》诗。《联句》非一般之诗，显示了韩愈胸怀博大，总揽淮西之战全局，是韩愈军事思想的集中体现。蔡州大捷后，大军凯旋，韩愈一路诗兴勃发，所到之处皆吟诗以记行，有《过襄城》《和李司勋过连昌宫》《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及《晋公破贼回重拜台司以诗示幕中宾客愈奉和》等诗。如《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

荆山已去华山来，日出潼关四扇开。

刺史莫辞迎候远，相公亲破蔡州回。[12]

全诗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将这些诗以时间为序，依次读来，不难看出出师时胜败未卜却毅然上战场的豪迈气概和胜利归来后的喜悦与自豪，可谓平淮西的诗史记录。而钱谦益《投笔集》的创作则表现了易代之际的独特感受，是其诗史观的创作实践。诗史观念使钱氏注意到诗歌与世运的关系，当与韩愈平淮西之诗有相通之处。不仅说明诗歌乃应运而生，且反过来成为盛世之鼓吹。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学来源于生活，又反映生活，诗乃时代的晴雨表。

再如《元和圣德诗》，钱谦益《顾麟士诗集序》云：“唐之诗人，皆精于经学。韩之《元和圣德诗》，柳之《秦平淮夷雅表》，雅之正也。玉川子之《月蚀》，雅之变也。”[13]王士禛曰：“元和之世，削平僭乱，于时韩愈氏则有《元和圣德诗》，柳宗元则有《秦平淮夷雅表》，昔人谓其辞严义纬，制作如经，能萃然耸唐德于盛汉之表，所谓‘鸿笔之人，为国云雨’者也。”[14]与《牧斋有学集》所说基本相同，都是从儒家诗学观的“雅正”上肯定韩诗。又有以其与“三代”之比较来肯定韩诗的。钱谦益《彭达生晦农草序》曰：“昔者有唐之文，莫盛于韩、柳，而皆出元和之世。《圣德》之颂，《秦平淮夷雅表》之雅，铿锵其音，灏汗其气，晔然与三代同风。”[15]也是将韩诗归于记录史实的雅颂之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