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研究创新与不足

一 研究创新

本研究认为，多元共治、民主合作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基本要求，也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基本特征。农民、农民自组织、村民委员会、农村党组织、乡镇政府实现合作共治、多元互动是乡村治理得以实现的关键。本书的创新点在于以下几点。

1.核心观点新。实现乡村各力量的多元共治是乡村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经之路，并据此构建乡村多元共治模式。其意义在于，能克服已有的乡村治理模式研究一定程度上存在的脱离乡村社会实际、违背国家宏观政治环境、现实中难以实行、缺乏现实操作性等不足。本书在考察我国乡村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在国家政策环境的框架内提出乡村多元共治模式，以使研究尽可能建立在现实的可能性与操作性基础之上。

2.研究视角新。课题对乡村治理力量进行综合考察。乡村治理是一项复杂系统的工程，需要乡村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需要国家与社会合作才能成功。现有研究多以对立的视角来审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以如何实现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整合为分析主线，侧重于国家自上而下的制度化方式进行乡村治理改革，而忽视了乡村社会内部的能动性和农民的自主权。而在研究乡村社会力量时又偏向其如何与国家层面的抗争上。本书在对乡村治理主体进行综合考察基础上，提出在乡村这一公共场域内，农民、农民自组织、村民委员会、农村党组织、乡镇政府发挥各自的作用，形成合力才有望达成乡村善治。

3.论据材料新。课题对当前乡村治理现状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获取的资料有两种：制作问卷调查表，获得了有关乡村治理现状的一手数据；采用访问法，通过访问见证历史变革的村民、干部，获得了不同时期的乡村治理的历史细节，即新鲜的一手口述史料，形成对乡村社会的鲜活图景的认识，为研究提供基本的素材。

二 研究不足

1.缺乏模型分析，无法定量研究。受笔者运用数学工具能力的局限，本书的实证分析以经验实证和理论实证为主，没能用完整的数学模型加以表达，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分析的逻辑性和严谨性。如乡镇机构改革，必须加强对乡镇机构职能的定性研究。但是，定性地、抽象地研究乡镇政府职能，尽管是必须的，但却是不充分的，因为这不能解决“怎样设立乡镇机构”的问题。必须在定性地研究界定乡镇机构职能的基础上，定量、具体地研究乡镇政府职能，研究乡镇政府应设立哪些机构、工作人员配置多少等，并以此为据对乡镇机构设置的各种可能模式进行成本收益核算，才能科学合理地定位乡镇政府在中国政权组织体系中的地位和确定乡镇机构改革的目标模式，进而制定科学合理的乡镇机构改革方案。再如乡镇政府与农民、农民自组织之间的治理权力、治理责任如何划分，也需要有精确的计量研究，否则都有可能流于空谈。

2.课题的研究结论是建立在对他人提出的治理模式批判继承基础之上的。但由于理论创新还不够完善，尽管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但是还嫌粗糙，不够精细。

3.在课题的选题和结构的构建过程中，笔者和曾经在那些久远年代中生活过的祖辈和父辈进行过大量交谈，这种交谈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本书的部分观点。所以文章中可能掺杂了部分经验性的东西，而没有进行验证。另外，在不同的社会层次中，农民往往是弱者，对农民同情式的态度并无助于研究结果的客观性。笔者在写作过程中虽然尽量去避免，但也有可能受到这方面的影响，从而影响到结论的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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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67页。

[2]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

[3] 张厚安、徐勇：《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4] 曹海东：《新农村建设：农民集体失语？》，《南方周末》第1312期，2007-07-04。

[5] 一般认为，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对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认识和研究有两次高潮，分别是20世纪20—30年代和80年代。第一次高潮期间，以李景汉、晏阳初、梁漱溟为代表的研究者差不多都是围绕着“乡村贫穷”这一现实问题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来研究乡村，试图寻找解决问题的可行道路。

[6] 如郑法《农村改革与公共权力的划分》，《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4期；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贺雪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乡村研究的国情意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徐勇《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温铁军《21世纪的中国仍然是小农经济》，《三农中国》2004年春季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尹焕三等《村民自治面临的社会焦点问题透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曾业松《新农论》，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等等。

[7] 俞可平：《中国农村民间组织与治理的变迁》，《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唐力行主编：《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夏勇：《中国民权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郑杭生：《当代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实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张厚安、徐勇、项继权等：《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的调查与比较》，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项继权：《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南街、向高和方家泉村村治实证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胡荣：《理性选择与制度实施：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的个案研究》，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仝志辉：《选举事件与村庄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8]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版。

[9]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0] 兰林友：《村落研究：解说模式与社会事实》，《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1期。

[11] Oi，Jean C.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Rnmen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

[12] 肖唐镖、戴利朝：《村治过程中的宗族——对赣、皖10个村治理状况的一项综合分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13] 王铭铭：《溪村家族社会史、仪式与地方政治》，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4] 党国英：《中国乡村权势阶层的崛起》，《中国国情国力》1998年第5期。

[15] 贺雪峰：《组织起来——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16] Melanie Manion.The Elevtoral Connection in the Chinese Conutrysid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96（4）：pp.36-49.

[17] 项继权：《20世纪晚期中国乡村治理的改革与社会变迁》，《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关于村委会研究参见：Alpermann，Björn.The Post-Election Administration of Chinese Village，The China Journal，No.46，2011；Wang，Xu.Mutual Empowerment of State and Peasantry：Grassroots Democracy in Rural China，World Development，Vol.25，1997；仝志辉《村委会选举的村庄治理本位：从户内委托辩难走向选举权利袪魅》，《中国农村观察》2016年第1期；邓燕华《村庄合并、村委会选举与农村集体行动》，《管理世界》2012年第7期。

[18] 徐勇：《代理人和当家人：村干部的双重角色》，《二十一世纪》（香港）1997年第8期。此外，对村干部的研究还可参见：吴理财《乡村关系与基层民主》，《村民自治进程中的乡村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武汉，2001年；吴毅《“双重角色”、“经纪模式”与“守夜人”和“撞钟者”——来自田野的学术札记》，《开放时代》2001年第12期；王思斌《村干部权利竞争解释模型之比较——兼述村干部权力的成就型竞争》，《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仝志辉《村委会选举的村庄治理本位：从户内委托辩难走向选举权利袪魅》，《中国农村观察》2016年第1期。

[19] 乔运鸿：《乡村治理中的村庄精英角色分析》，《中国行政管理》2012年第10期。

[20] Siu，Helen F.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Accomplices in Rural revolu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9.

[21] [美]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陶鹤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22] 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23]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24] 项继权：《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南街、向高和方家泉村村治实证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5]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6]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

[27] 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28] 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夏季卷。

[29] 王思斌：《村干部的边际地位与行为分析》，《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4期。

[30] 孙立平、郭于华：《软硬兼施：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清华社会学评论》，鹭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1] 金太军：《村庄治理与权力结构》，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32] 徐勇：《乡村治理结构改革的走向——强村、精乡、简县》，《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8期。

[33] 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34] 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