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主要内容
翻译不是简单的机械的语言转换。译文并非产生于真空，而是产生于各种既有意识相互交织而成的意识网络中。在译者开始翻译前，各种意识就已经占据了他的大脑，并影响到翻译策略与翻译方法的确定，以及具体的选词用字、行文风格等。个人有个人意识，群体有群体意识，地域有地域意识，社会有社会意识，国家有国家意识。在中外翻译史上，这五种意识相互交融，一直都在跟翻译活动互动，其互动的形式、内容与影响值得深入探究。
本书以六章来分析意识与翻译之间的互动。
第一章是相关的研究方法。第一节介绍相关史料与资讯的分类、获取渠道、整理与运用的要点等。第二节讲述典籍译本的词汇、句法与修辞三个层面的基本分析方法，然后在此基础上初步梳理意识与翻译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提出应关注文本所透射的意识、关注宗教文化意识与翻译的互动以及社会历史意识的影响，凸显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必要性，主张翻译史研究应基于文本而超越文本，努力在文本外世界为文本的内蕴寻找答案，力求提升学科共振的意识与效果。
第二章以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1]等人为个案论述个人意识在翻译中的作用及翻译对个人意识的反作用力。理雅各的苏格兰非国教背景使其在少年时代就形成了强烈的传教热情及对不同文化的包容性。因此，来华传教期间，他不断地襄助华人，并且在翻译中表现出明显的宗教融合倾向。尽管其思想跟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有不兼容之处，但他还是采用了将中国神秘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融为一体的译法。研究表明，理雅各的翻译风格同样受其动机支配，表现出意识的可变性。与此相似，罗伯聃（Robert Thom，1807～1846）也是凭个人意识翻译出《意拾喻言》。该书表现出全然的中国化，书中有大量的中国化改写，而他本人对中国人也是颇为友好。译者的个人意识会支配翻译，而翻译对译者个人意识也具有反作用力。近现代欧洲的三位汉学巨擘都有过类似经历：理雅各对孔子先是不屑，后来却尊为大师；法国汉学家顾赛芬（Seraphin Couvreur，1835～1919）在翻译中国典籍的过程中催生了启蒙意识，后来参加了当时欧洲的反主流文化活动；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在译介儒经的过程中得到感动，自称儒家弟子，创办尊孔文社等。
第三章以索隐派与西乐人为例论述群体意识与翻译的关系。早期来华的耶稣会士群体有着共同的理念，认为中国古经有天主教的印记，可以与天主教互相印证，所以他们在翻译儒经的时候采用了同样的索隐方法。此举源于传教之需，起于良善，见于亲和，出自内心，基于信仰，流于争议。索隐作为一个流派，出于同样的意识，使用同样的译法，起到了亲和中国文化的同样效果，说明了群体意识在翻译中的积极作用。一个证明同样道理的反面例子是习惯于西方音乐的西方音乐人士因为心理与乐器的优势，虽然翻译中国国乐文献，却从未真正接受过中国国乐。他们有触及中国文化内核之心，却无深究中国音乐之意，所以他们译介的中国国乐文献中充满了负面的信息。这证明了同样的群体意识导致同样的译介方式与同样的译介结果。翻译对群体意识同样具有反作用力。比如，译介中国儒经的西方汉学家当中有相当多的一批人具有融合基督教与儒教的亲和倾向。
第四章以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福建籍民族译者为例来说明地域意识与翻译的关系。福建自古是多民族交汇之处，因而具有古老的翻译传统。晚明以降，福建又成为中西碰撞交流之处，为本土翻译家的诞生提供了文化土壤。福建强烈的翻译意识在晚清爆发了。一方面，教会学校与福建船政学堂培养出大量英文娴熟的学生。另一方面，福建多山少田却港湾密布、通海便利的地理特征催生了众多的侨民，一批双语侨民加入翻译队伍。这导致近现代福建涌现了大批翻译家，约占同期中国翻译家总数的三分之二，而且促进了中国的社会转型。能代表福建翻译水准的严复（1854～1921）、林纾（1852～1924）、辜鸿铭（1857～1928）与林语堂（1895～1976）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归化的哲思者之译风。翻译对地域意识同样具有反作用力，而且地域意识会扩散为社会意识。严复与林纾的译著在近现代中国的广泛传阅与深远影响就说明了翻译对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意识产生的冲击波效应。
第五章以儒经在西方四百年传播为例来阐述社会意识与翻译的关系。西方基督教社会的重要意识是传教。16世纪末，传教士为了解中国而开始译介儒经，儒经传到欧洲引起了关注，加上18世纪中叶前中国相对而言更为强大，于是欧洲社会形成了一股中国热，而中国热反过来又刺激了儒经译介的发展。随着清朝中国的衰败，国门被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西方积极主动地接受中国文化的社会心理消失，但传教意识却没有改变。传教士为了解中国而开启的儒经译介事业在汉学逐渐成熟的社会环境下继续发展。进入20世纪，西方本身出现了一系列危机，尤其是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导致西方的社会意识再次拥抱了成为许多人心灵绿洲的儒经，儒经译介持续发展。在西方强势发展的大背景下，儒经热传四百年，证明了社会意识刺激翻译发展的客观规律。
第六章阐述国家意识对翻译的支配作用。所谓国家意识即某段时间内政府政策的导向。从历史上看，帝王的支持曾引发佛经翻译高潮；饱浸中国皇恩的耶稣会士催生了明清之际的西学翻译高潮；新中国的外宣需求启动了“十七年”中国文学外译热潮。此外，国家意识还能够造就翻译名家。沙博理（Sidney Shapiro，1915～2014）作为“十七年”国家翻译实践的践行者就是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其翻译活动就是为了实现预定的政治效果。实际上，国家意识也支配当代的官媒翻译。无论是官方文件，还是涉外媒体，其翻译措辞均须体现国家意识。
本书从明清的案例讲到当代，理清近现代中国典籍西传历程中千头万绪的文化交集及外国文学传入中国的演变情况，梳理了明清之际西方人译介中国经典引发的种种争论以及中国人对西方文学的反应，全方位展示译者、译事、译本及其社会历史环境，揭示意识与翻译的互动规律，为中国文化走出国门、走进西方提供借鉴。